首页 -> 2003年第6期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叙事中的主体性建构
作者：邵 明
毫无疑问，官方宣传对于社会意识的形成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建构方式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对于以艰难谋生的方式实际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市场转型的芸芸众生而言，抽象的价值教条只是其鲜活人生的画外之音，无法穿越个体现实需求的屏蔽直达主体性建构的意识深层。那么，在当代中国，究竟由谁承担这一历史性的意识动员使命?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影响之所以能够超出思想文化界进而深刻作用于每一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的普通民众)，萌芽于其时的大众文化叙事功不可没。正是李谷一甜美的歌喉所具有的感性力量诠释了崭新时代精神的人性本质，并以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方式使之流布久远。自此而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壮大的文化产业以大众文化叙事产品的形式承载着衍生于市场实践的价值内容，从政治、道德、自我意识等多个维度参与了对于社会个体主体性意识的具体建构。
一
塑造社会个体对于管理特定经济生活的公共权力及其运作规则的政治性认同是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特定的历史叙事建构了社会个体对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历史合理性的价值认同意识。然而，在当前社会经济性质及其运作规则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之时，对于政治主体性的塑造过程也变得空前复杂，它必须在协调好尖锐对立的两套政治价值系统的基础上引导社会个体的意识生成。正是在大众文化叙事中，这一官方宣传力有不逮的历史任务基本得以完成。具体而言，大众文化叙事主要从下述两个方面达成对于社会成员历史主体性政治维度的形塑。
1、形成对于革命历史符合现实需要的阐释视角
废除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是历来革命叙事的价值支点，《白毛女》、《红旗谱》等等叙事作品正是在承载了特定政治价值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阶级人物的角色化形构和历史性判断，并以此引导社会个体的政治认同。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复强调这一价值取向却有违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现实，显然不是建构符合市场经济实践需求的主体性意识的有效途径。
由唐国强执导并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长征》提供了大众文化叙事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最佳样本。对于红军的艺术表现，以往的影视作品更多立足于其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行为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性意义，而《长征》并未瞩意于此，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另一叙事主题：由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博古生搬硬套国际共运的经验条文，红军无法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执行战略转移任务。在既定的革命叙事框架中，由这一事实概括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主题。相比于中国革命的阶级主题而言，这一主题的意义是手段性的，在一切历史叙事中，它都必须从属于前者。由此，《长征》淡化目的强调手段的叙事安排便显得意蕴悠长。剧作不再着力表现"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和恶霸地主的残酷剥削以证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然而这一点在以往的同类作品中总是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相反，《长征》细致展示了过去出于"为贤者讳"的心理而未曾直视的广昌、湘江之战的血腥场景，使得手段合理在这一叙事语境中获致了目的性的意义。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叙事两大主题的独特处理究竟有何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这就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建设决不等同于列宁仅仅在手段意义上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毋宁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目的。这一思维成果的获得正是立足于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意识形态具体要求的结果，如同邓小平所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可以在实践中大胆的推行。《长征》对于叙事主题的选择和处理恰恰是将以上理论逻辑贯彻到对于革命历史的重新阐释之中，从而悬置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之间内在的紧张与冲突。
《长征》的叙事处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类似于此的价值取向，虽然着眼点有所不同。《西安事变》、《巍巍昆仑》、《重庆谈判》、《大决战》等影片较大的突破在于改变了对于反面人物漫画化的塑造手法，在恢复历史人物人性特征的基础上软化了意识形态的刚性要求，体现了与《红日》、《红岩》等影片颇为不同的价值特征。而《血战台儿庄》、《卢沟桥事变》、《国歌》等影片正面表现国民党抗战，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意识形态包容性的扩大。
2、育成社会个体的宪政观念和法制意识
宪政体制和法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得以规范运作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形成基于宪政观念和法制意识的政治主体性，这一繁复艰巨的任务自然需要多方措手，而大众文化叙事的确堪称最为便捷的建设手段。
近年来颇受评论界诟病的皇族戏、皇宫戏其实恰恰从反面论证了宪政观念的历史进步意义，所谓复活封建意识确乎无稽之谈。观众绝不会因为电视剧的影响而陷入皇帝梦，相反，即便在几部"皇帝"主角颇受导演偏爱的剧作中(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等)，不受宪法制约的皇权也总会因为其"人治"本质而时时展露的种种非理性狰狞引发当代观众的深刻厌恶，正是在这一情绪的反复唤起中，社会个体的宪政意识得以建构。
对于宪政观念的正面阐释当推张黎执导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尽管这部剧作颇受争议，但是，依托于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将原本枯燥的宪政体制知识生动系统地介绍给当代国民，引导观众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体悟现实，其积极意义无庸置疑。
关于国体宪政的思索往往依托于历史题材，而明确法制原则对于市场经济规范作用的作品取材于当代现实。《抉择》、《大雪无痕》、《红色康乃馨》、《都市刑警》等影视作品都以反腐败的情节设计阐释了完善的法制对于社会以及个体的根本性意义。在这类作品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往往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而正面人物通常必须依托更高一级权力的支持才能赢得斗争胜利的情节套路更能激发观众对于法制国家的深入思索。
在大众文化叙事的价值表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跨世纪的关键词终而融合为同一性的概念，最为深刻地建构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
二
"无情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和同质化到处制造了矛盾和抵抗的场所"。①如果从这一普遍意义上考虑，中国人由于承袭数千年文化传统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必然不能自发兼容于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规范。努力使二者在叙事中达成妥协，形成可供参照的意识方式，从而引导社会个体以符合市场要求的价值标准解决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所引发的自我意识矛盾，正是大众文化叙事在这一方面的贡献。
由陈佩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执导并主演的影片《父子老爷车》强调了市场原则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并坚执于后者的价值立场。在影片的结尾，来自于北京(传统文化区域)的"二子"和他的父亲因为鄙视深圳(市场经济区域)的人情冷漠、惟利是图而毅然返乡，并将刘经理用于挽留二人的厚厚一叠钞票撒出已经启动的列车窗外。然而，这一具备文化判断意义的举动即便在当时就已招致观众的笑骂，时移世易，变法宜矣。
同样是关于北京和深圳象征性文化价值对照的"双城记"，由张扬执导的《洗澡》则提出了崭新的判断。
年迈的父亲带着弱智的小儿子经营着一个旧式的澡堂，这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老北京图景，它集中展示了传统社区的日常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模式和伦理道德观念。父亲的老顾客在澡堂洗澡、聊天、喝茶、斗蟋蟀、拔火罐，这里是全球化时代保存着传统价值的异质性空间。然而，一切都将随着全球化(或曰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展开而渐次消逝。在影片的结尾，父亲去世，澡堂将被拆除，整个居民区也面临拆迁，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片新的商业区和公寓楼--全球化时代的物质表征。人们从此告别故里(胡同、里弄、大杂院)迁入彼此隔离的现代空间(公寓楼)，这是一次令人热泪盈眶的文化离乡，返回再无可能，因为故园已经随风而逝。对于上述事实应当做出何种价值判断和意识选择?如何安放全球化时代的传统道德?父亲的大儿子大明最终做出了妥善的决定，并在此过程中达成了对于自我主体性的重构。
大明是在深圳经商的生意人--这是全球化时代社会主流群体最典范的身份特征。在父亲人生的最后的一段岁月，大明回到北京。正是与父亲和弟弟共同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唤醒了大明温情的文化记忆和道德情感，以至父亲去世后，大明不愿意将弟弟送往精神病院而准备将他带往深圳照顾一生。无论是丧失文化记忆(回京前的大明)还是抗拒全球化(追打拆除澡堂工人的弟弟)，都无法建立契合时代要求并获致广泛认可的意识模式，只有像大明最后所做的那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具有意识导向的功能。这一结合在施润久执导的《美丽新世界》中表现得更为具体。
小镇人张宝根来到上海兑现中奖彩票的奖项--一套新公寓，由于楼房尚未竣工，他只能寄寓在远房亲戚金芳家里。金芳具有上海人全部的势利、自私、虚荣和好心肠，她有理由看不起宝根的乡气和诚实。然而恰恰是宝根得自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使他天然适合于中国最具全球化特征的城市，因为诚实与勤奋是市场条件下的生存准则。影片为传统道德与全球化观念的结合描绘了符合片名的图景：宝根的生意越来越成功，他最终获得了金芳的爱情，并且拥有一套在未来某个时候将会竣工的住宅--这正是全球化最具诱惑力的许诺。
全球化价值对于中国人情感道德的冲击可能是当代最具震撼力的事实。王劲松的摄影作品《标准家庭》表现了市场化以前中国人稳定长久的婚姻关系：每幅照片中都有三位家庭成员，年轻的夫妇和孩子。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人的标准家庭却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声叹息》最重要的内容特征就是对于婚外恋情的同情与理解，剧作家梁亚洲在妻子宋晓英和情人李小丹之间游移和惶惑的情感历程被作品视作人之常情，而在以往的一切叙事形式中，负心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批判。从这种意义上说，影片是对邓友梅写于50年代的小说《在悬崖上》的彻底改写，这一改写的价值依据正是用于支撑市场经济运作的主导性话语：个人选择的自由(当然包括个人情感选择的自由)。
大众文化叙事对于婚外关系的宽容态度有利于平衡社会心态，否则，人们无法免除对于面目全非的生活及其价值内涵(衍生于市场的自由原则)的怀疑与迷惑。当然，宽容是有限度的，梁亚洲最终回到妻子身边，心灵的裂痕必须掩盖在表面平静的家庭生活之下。这一模式为同类作品所遵守：在《让爱做主》、《永不放弃》、《离婚了就别再找我》等等影视作品中，一度迷失的背叛者最后都回到原来的家庭，第三者永远得不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福。换句话说，全球化价值与本土观念只能协调于对必须消逝的婚外恋情的叹惋之中。
在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的结合中塑造当代个体的主体性，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聚讼不休的本土与西化问题的解决思路。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叙事以最具经验意义的方式规范了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意识，使之能够符合日常生活实践必须遵循的规则而又尽量免于心理紧张。
三
主体性最具本质意义的层次是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觉醒，正因为如此，人才能从对于上帝或神的敬畏和无条件臣服中解脱出来，在确信自我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后，树立作为市场经济实践基础的自由与平等观念。当然，这一抽象的哲学原则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经验性内容才能真正作用于个体意识。在中国实现市场转轨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建构最重要的经验性内容是特定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建立和对于个体独特性的自我品价，大众文化叙事恰恰是从这两个方面引导了当代中国人的个体意识觉醒。
首先，文化身份认同意味着在全球市场结构中获得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意识，以便于从民族的层面建立个体的充分自信，从而确保参与全球性市场竞争的平等心态的获得，这一点对于积贫积弱一个半世纪之久，"自觉百事不如人"②的中国人而言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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