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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语境和国产电视剧
作者：陈 阳
围绕着电视剧生产，中国大陆转型时期的社会语境主要可以划分为来自四个方面的声音：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知识分子的话语诉求，商业的逐利心态和大众的社会心理欲望。这四种声音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参与到正在进行中的社会文化运动过程之中，并做出不同方位的思考。虽然有的思想意识尚停留在模糊朦胧状态，甚至是潜意识状态(比如大众的社会心理欲望)，但这并没有妨碍各方面不断的把这种思考加以不同程度的表述过程。由于电视剧艺术不是凭借个人力量就能完成的作品，从它的生产制作到发行上映，直到在观众群体中引起的反响如何，因此电视剧的全部实现过程，实际上包含着各方的观点、愿望、社会效益、经济利益不断撞击、融会的过程。从根本上讲，这种多方话语竞相表达的局面形成，打破了以往独书一家之言的格局，为中国电视剧真正走向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主旋律--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体现
在当下的电视剧生产语境中，官方意识形态的观念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主导地位。1989年，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之后，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稳定意识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同年7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当年9月29日，江泽民发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随后，中央领导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鼓励弘扬民族文化，要求广泛开展"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知识"方面的"三基本"教育以及社会主义、近代史、爱国主义的教育。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号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此基础上，1996年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了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任务。200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题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阔步前进》的文章中指出："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所以得到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上述一系列举措显示了党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总体调控给予的充分重视，同时也加强了对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影视文化的具体调控，明确要求电视传播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工作的首位" ，"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自觉维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①具体举措包括：黄金时间电视节目要"主旋律"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等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化，直接促使"主旋律"电视剧的大量涌现。除了直接的号召和措施之外，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策略，比如，将意识形态标准贯穿在所颁发的各种奖项之中等。尹鸿曾在文中提到："回顾8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②
政治意识形态引导下生产的电视剧，由于没有停留在对观念价值的简单图解层面上，而是注重制作过程中对视听表现手段的求精态度，以及集中对电视剧具有吸引力的叙事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因此使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造型、声光、画面、色彩以及情节的流畅性方面向精致化大大迈进了一步，具有相当程度的观赏性，在收视率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在2003年4月上映的《走向共和》，历经3年时间的制作过程，使得该剧处处精雕细琢极具观赏价值，某些画面的摄制采用了艺术电影的方法，这在一向主张电视剧应以平易近人和生活化的角度进行拍摄的电视剧界，无疑带来了一次视觉震撼的效果。孙中山在他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回到檀香山哥哥的牧场，在紧张、惊恐、愤怒、颠簸劳累之后，回到亲人身边百感交集的复杂情感，都用声光语言给以了恰当的揭示。在他奔向哥哥的瞬间，镜头从他的脚后仰视拍摄出一个巨大的身形，远处背景中的蓝天和绿意葱茏的牧场，恰好对应了他此刻见到亲人的激动、喜悦之情，对这位伟人所特有的崇高品格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的理解，成功地实现了由意念到视听符号的转换。
在将意识形态观念转化为艺术性与观赏性较高的视听图像过程中，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人民利益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价值观念是"主旋律"电视剧的价值核心。为此，电视剧的生产者们首先把目光定位在历史的纵轴上，在国家民族和党的辉煌历史中选取素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主旋律"电视剧题材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长征》、《潘汉年》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这些革命历史故事本身即具有惊险曲折的情节，人物亦有浓烈的传奇色彩，叙事元素几乎是天然具备。而且，国内观众大多对此类题材形成了潜在的观赏习惯，十分便于进入阅读期待状态。对编导们来说，如何使这些观众早已熟知的故事不至于落入俗套，除了在视听技巧方面的充分调用之外，还通过对各种敌我、党内矛盾的尖锐对立、冲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使主人公在异常恶劣的环境内，表现出对信仰的坚定态度以及不断获得磨炼的性格，也使观众从回肠荡气的历史情节中得到理想主义的人生观教育。
应该指出，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从大众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类型片特点。首先是外部形式元素：1、视觉图谱。从南方的偏远山区到西北的黄土高原，虽然不能向美国的西部片那样有着山谷、荒漠、小镇、酒馆等更加固定的特征，但是根据战争年代总会出现典型的地域背景，甚至有像延安宝塔山这样的象征景物的衬托。战火硝烟的场面，身穿黄色或灰色土布军装的战士，这些都是其构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2、摄影造型的特征。注重形式感。领袖人物和蔼可亲，端庄有度，关键时刻经常出现仰拍角度；红色战士英勇顽强的战场特写镜头。3、定型化的人物。人物和人物的叙事功能相对固定。4、叙事模式。主人公为完成特殊使命，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达到目的。影响和决定这一模式的是由一心盼解放的普通百姓、肩负解放使命的正义之师或代表性人物、维护反动统治的代表组成的典型结构。其次是在内部的观念元素：1、塑造新世纪的英雄集体，弘扬百折不回的奋发精神。党所领导下的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历经风雨坎坷却从未言放弃，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百年屈辱中崛起，自立自强的精神走向。革命的英雄们肩负着民族自由、解放的重任，穿过炮火硝烟拓展开民族的精神和生存空间。2、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个人的命运，用二元对立的方法表现许多对立的价值观念和矛盾情感，使人在直面历史中做出必要的选择。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包括：自由解放--奴役压迫，拯救民族--拯救个人，为多数人利益--为少数人幸福等等，革命的目的恰好是为了前者，这一点是被许多人所认同的。
在市场经济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个体的权利和个人的利益不断得以增强并受到保护，先前那种以牺牲个体成全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观念反复受到质疑，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悖论之间，现实的法则似乎更容易使人倾向于后者。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如何才能既突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又能在令观众感觉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取得较高的电视收视率，成为电视剧编导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2002年初播出的《刘老根》及在此前后播出的《党员马大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因而使的主旋律优秀剧作多年徘徊在历史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状况出现较大突破，主旋律片现实题材这一维度变得丰满起来。
在这些电视剧中，民族传统中的道德元素继续发挥着感人至深的作用，比如爱人利他、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主人公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但是却扬弃了刘慧芳们的委曲求全与软弱无力。生产者们并没有沿着个体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克己"作为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对立面引入整体的叙事之中，而是从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下的社会思潮，对感性个体的丰富内涵进行深入发掘。道德理想与个性丰富同汇于一人之身，这种对人物性格接近原生态的充分展现，反倒使凝结着道德理想的主人公形象更加生动感人。如果说刘老根带领龙泉村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还可以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解释，那么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已被似曾相识的人物和生活、情感矛盾所吸引，更被刘老根性格与行动的丰富性所打动：纯朴、实干，充满号召力又带有强者的蛮横与固执，乐于助人却难免吃亏上当。所以，人性化的描写渗透在主旋律之中，也是其受到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毕竟共同富裕的愿望是我们民族多少年来的企盼，已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积淀为时时萌生的"集体无意识"，从孟子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算起，为百姓民众带来福祉的力量便可以将它书写成至极的正义与善。这是在赵本山作为喜剧明星所具有的召唤场之外的另一重召唤结构，因而达到了与社会心理的某种契合。
二、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参与视角
知识分子的话语诉求，由于其中的个体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方面的思考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因此没有政治意识形态观念那样表现出鲜明的同一性，在这里只能对其转型期的主流倾向进行基本把握。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从面向社会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角度，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人生应有的"人文关怀"态度，使得知识分子话语表现出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逐利思想以及大众的世俗社会心理相互区别的立场。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确切的说是以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为始端。这一年恰好是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剧过渡的时期，中国社会在实践、物质层面的追求大有弃思想、精神于不顾的势头，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精神失落的恐慌。陈思和在《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一文中指出："我们面对的文化处境每况愈下，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精神文化的萎靡不振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今天所处的商品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哪里去了?"②很明显，这是在注重物质的时代知识分子发出的精神呐喊，人文精神正是其所高扬的一面旗帜。王晓明在那番大规模讨论之后，对当初的思考又附带一个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强国梦'的烙印，因为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对策反应，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对应具体的功利性很强"，"我们讨论人文精神的一个用意，就是想改变这种状态……因此，我们搁置功利性，来讨论价值、主体、信仰等问题，这一点和欧洲人文主义不同。"④对社会变迁过程，进行超越现实的应对策略层面的思考，实际上等于同政治权利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自身独立的品格和价值立场得到彰显，尽管知识分子的立场处于经济社会的边缘，但作为独立思想的声音却也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中牢牢占据着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