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现代主义诗歌的整体打量
作者：蒋登科
20世纪已经离我们而去，随着各种诗学现象的进一步历史化，从宏观角度对20世纪的中国新诗进行整体研究成为可能，也很有必要。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境遇的现代主义诗歌，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诗歌与政治一类话语的左右，在本体层面上得到深度观照。一般而言，现代主义诗歌的断代史研究可以在获得深度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局限，比如评价视野相对较窄，评价标准与其他时代的相互抵牾，等等。因此，以一种相对一致的标准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整体打量，就具有了特殊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值得关注。
注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性的确认是《史论》的一大特色。方法论和立足点是学术研究的基石。一般而言，我们认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本源在西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时，我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些现象：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是在中国出现的，是中国诗人用汉语创作的，是在中国读者中传播的……这就毫无疑问地使中国与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其话语方式、精神取向必然具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时代特色。如果不注意对这些特色的揭示与挖掘，在创作者那里，所谓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就可能变成中文写的"外国诗"，甚至类似于外国诗的中文翻译，在艺术上就可能缺乏独创性；在研究者那里，就可能是以西方学者的眼光打量中国诗，以别人的文化、哲学、艺术标准评价中国诗，自然就难以找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特有的艺术个性与价值。叶维廉非常强调辛笛等人与传统的关系，袁可嘉曾经把九叶诗派的艺术探索称为"中国式现代主义"，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振亚的研究注意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性，他在该书的"绪论"中说："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也在努力通过中西艺术的融会，寻找民族性的独立。"(见《史论》第11-12页，下文所引罗氏论点，除特别标注者外，均出自此书，只注页码，不再注出处)他专门设立一节"于古典诗、西方现代派诗关系发微"探讨这一问题，指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不仅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或者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乃是众多诗人贯通古今，立体合成的晶体。"(P12)在承认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与中国现实、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在新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中古典诗歌传统仍然强大有力，它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虽然比不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那样直观而浅显，却更潜在巨大、更根深蒂固渗透骨髓。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可追溯到古典诗歌的渊源。"(P16-17)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正是"现代与古典的合奏"，是在中国现代大地上生长的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国诗歌传统和中国社会现实都有密切关系的诗歌潮流。这是罗振亚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学术定位，也是他展开全书的基点，他以此把20世纪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几个发展时段有机地串联起来。
轨迹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是《史论》在体例上的特色。一般来说，能够在诗歌史上形成思潮的诗艺探索往往都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愿望或行为，而是在有代表人物的同时拥有相当多的同路人、追随者。因此，对一个思潮的全面把握，需要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打量来实现，也需要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艺术探索的深度分析来实现。有些著作在谈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时，要么注重前者，要么注重后者，没有实现多层次、多侧面的学术观照，难以把握某一思潮的整体面貌。罗振亚注意了以前这些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首先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宏观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它的内在线索；然后对于一些有影响的思潮从来源、诗学主张、诗艺探索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勾画。他在《史论》中具体论述了"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和"第三代诗"等思潮，把它们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之中进行打量，又把它们与产生之时的社会，艺术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评价，获得了比较开阔的认识；最后对这些诗歌思潮中的一些代表诗人的艺术探索进行深度思考，《史论》涉及到的诗人包括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林庚、金克木、施蛰存、徐迟、路易士等9人，通过对他们在30年代的诗歌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现代主义诗歌的多元特色，认识到现代主义诗歌在统一的名目之下其实还存在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正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丰富与收获。宏观打量、思潮分析、个案把握这几个向度的相互支持，使《史论》获得了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学术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进行个案分析时，主要关注了在1949年以前的现代主义诗人，而对其后的诗人留意不多，这也许是因为作者要挖掘那些不为人关心或历史上受到关注较少而实际上成就不低的诗人，而且，当下一些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性诗人还在发展之中，历史化程度不够，需要给予进一步的学术观察。在个案分析中，冯至、穆旦等诗人的缺席虽然可惜，甚至会影响"史"的厚重，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作者的疏忽，因为关于他们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成果，难以发现新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了"完整"而重复。
客观、公允的评价体现出《史论》独特的学术价值。近些年的诗学研究中存在一种不好的现象，在研究某个对象时就把它抬得很高，认为是天下第一，而不是把它放在历史与艺术发展的轨迹之中进行客观评价。这种情形，在当代诗人的评价中尤其突出，这也许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自我炒作风气有关，也与一些研究者的学术品格有关，但不管怎样，结果都导致了"分配赞扬"甚至是分配虚假的赞扬的评论大肆流行，导致了读者对诗学研究信任度的严重降低。罗振亚不把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抬高或贬低，而是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宏观语境之中为它定位。他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怎么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命运不佳，它没有现实主义潮流独领潮流的殊荣，也没有浪漫主义潮流蔚为大观的幸运，从未取得过举足轻重或与后两种潮流分庭抗礼的主导中心地位；它好像先天就有些孱弱，后天又有些水土不服，所以总是步履艰难，断断续续，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P21-22)这是客观存在的艺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价值，《史论》通过对一些诗潮的解剖，对一些诗人艺术探索的打量，从历史与美学的角度，从中西诗歌发展关系的考察，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得失进行了评价，总体来看是客观公正的，在辩证、多元的视角中描述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本来的面貌。通过这种描述，我们可以了解现代主义诗歌自身的一些特征和演变规律，它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之间相互抵牾、相互交叉、相互吸收的错综关系。
吕进教授在谈到王毅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1925-1949》一书时说："这本《史论》的'史'与'论'的和谐也值得赞许……它是理'论'观照中的'史'，它是赋予了'史'的血肉的'论'。这儿既无'我注六经'的平庸，亦无'六经注我'的虚妄，显示了作者的良好学养与学风。本书的阐述对象虽然是现代主义诗歌，但它给予读者的联想空间、思考空间却远远超越了它的阐述对象，而这正是成功的论著的共同学术品格之一。"我只想补充一点，作为一位出版过诗集的诗人，罗振亚的诗论语言很有魅力，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把诗人的感悟与学者的论述结合起来，使一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特点也融合其中，充满诗意，给人启发与联想。
如果要说《史论》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我想谈两点肤浅的意见。一是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相对单薄。这是在大陆的许多学者那里都存在的问题，也许主要是不太了解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得以产生的文化语境(我曾与不少台湾诗人有所接触，还在叶维廉教授那里做过一年访问学者，了解的情况与大陆的一些台湾诗歌研究者所描述的情况差异不小)，资料掌握也不很全面，自然难以像了解30、40年代和当代大陆的现代主义诗歌那样了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二是在个案分析时，虽然因为现代主义诗潮相对集中的30年代值得关注，但在30年代以外还有许多优秀诗人，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也应该对他们给予关注，以保证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整体性与科学性。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加以弥补的，也不会影响《史论》在整体格局上的独特性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