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新历史小说”论
作者：巫小黎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个分支，从时间上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几乎同时出现，尽管1989年《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时并没有"新历史小说"这一称谓，但作为一种小说形态，实际早已经在文坛出现。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已具备了后来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诸种质素。
通常人们习惯把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池莉的《预谋杀人》，赵本夫的《刀客与女人》，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孤乘》、《心狱》，范小青的《顾氏传人》，乔良的《灵旗》，廉声的《妩媚归途》，李晓的《民谣》、《相会在K市》等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代表。长篇小说《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丰乳肥臀》等，当然要远比前面提到的许多小说复杂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但从创作思潮和文学史的发展流脉看，它们与新历史小说也有许多极为相似的艺术质素，譬如《白鹿原》，把家族与民族，国史与心史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以此展示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人的多层次的精神结构与文化品格，使小说不但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给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这是在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优秀历史小说。对于这些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创作，"新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显然不能全部涵盖，因而，一般也不把它与新历史小说等量齐观，自然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所以在新写实小说之外给它另外一个"新历史小说"的命名，是因为这类小说与方方、池莉、刘震云等被人们看作新写实小说代表的《风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等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按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新写实小说的取材和表现领域一般限定在现实时空，或往前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即共和国时代。而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一般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即习惯上被称为"民国时期"的这一历史阶段。①这既是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新历史小说区别于过去一般历史小说的特征之一--这只是就其表现的时间范围而言，绝非本质的内在区分。
一般认为，新写实小说在文本策略与艺术技巧上有"回到生活事实"，"还原生活本相"等特点，在处理事件和题材上，摒除了一切现成的观念、意识对生活的过滤和净化，尤其是对共和国文学史上向来十分强调的突出生活"本质"和"主流"之类的创作理念持拒斥的姿态，有意回避重大题材，相反是在以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不被关注的普通人和平凡事里面寻找写作的资源，在非重大题材里发现生活的真谛。如夫妻反目、乡下来人、孩子入托、住房困难、婚外恋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是曾经为我们的作家们所不屑的，但这些却是新写实小说热中言说的对象。创作者虽然没有着力去反映所谓时代的主流、生活的本质，但他们却是更加着意于返回到生活的本真状态，努力追求贴近普通人的生存本相。
从创作理路和美学选择上考察，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异质同构的两种小说类型，那么，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理念也自然为新历史小说所认可，并被"拿来"。小说文本也相应显现出与经典历史小说判然有别的许多新的美学特征。
二
具体说来，新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但它所讲述的历史又是不同于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可以直接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社会的变革与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一般很难从既有的正史中去寻找它的源头，它们或取材于某一个民间传说，或根据一些个人化的回忆，或某个地方文献的记载等等，然后剥茧抽丝般地，努力去勘破其中的一些疑点，就像侦探小说，层层推理，层层深入，最终引出一段十分"新鲜"而且又是意味深长的，与原有的结论完全两样的"历史""真相"。总之，它不是从既定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现成描述中去挖掘、寻找创作的材料，在已有的史实中获得创作资源和创作灵感。在文本策略和叙事技巧上，它抛弃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小说创作领域所习惯了的"宏大叙事"，倒是有意回避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题材，回避主流话语的叙事视角，采取一种民间视角，抓住一些与过去的历史叙述不同的"史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或曰回到"历史情境"，有意改写过去经典文本和权威话语认定的带有"神话"意味的历史，想方设法去复现一个新鲜活泼、仪态万方而又色彩斑斓的民间视域中的历史，试图在散乱的历史碎片中实践"原画复现"的话语理论，"发掘不同的历史法则"，②传达出当代中国知识界重构历史的文化渴望和心理诉求。
在共和国文学史上，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小说不可胜数，但是，所有这一类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和为新四军、八路军所控制的地方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作为表现对象，美与丑，是与非，战与降，好人与坏人，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是英雄或汉奸，泾渭分明，毫不含糊。小说人物都是铁骨铮铮、气宇轩昂的堂堂汉子，民族魂的正义的化身，他们一定有伟岸的身躯，崇高的品格，呼风唤雨的豪气。新历史小说显然没有如此干脆，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历史，梳理复杂的历史事件与表现同样复杂的历史人物。而是把小说人物的身份、面目及性格尽量写得多姿多彩、芜杂繁复。《红高粱》可说是一个代表。小说以一个土匪头子的传奇经历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民间抗日英雄的悲壮故事。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一个抗日英雄与一个蓄意图谋他人新媳妇，且还将她劫持到高粱地里野合的土匪头子，显然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这种人物在经典文本中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暴徒。但《红高粱》成功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因为它超越了经典文本里的人物模式，塑造了一个很有"特色"很有个性的英雄，即是小说的主人公余占鳌。余占鳌是一个兼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与打家劫舍、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双重身份的复杂角色，在这里，善恶与美丑，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边界变得复杂暧昧、模糊不清，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曾经习用的一套能够突现人物英雄本色的叙事话语，和作为一个抗日英雄必不可少的政治色彩、阶级观念统统被剥离干净，小说突现的是这位集神魔于一体，正义与邪恶于一身的民间抗日英雄的人性--兼有神性与兽性两面!小说所要力图塑造的就是一个有缺点甚至还有许多丑恶行径的不完美的英雄，其意图是"改写"过去那种过分政治意识形态化和神话化了的英雄，还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体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与此同时，对共和国文学史上长期以来，由于受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制约凝定而成的在文学创作领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顽固、僵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思维形态，产生消解与颠覆的力量。
再者，小说把国共两党的活动置于幕后，撇开抗日的主战场，使国共两党之外自发的民间抗日力量突现在历史舞台上，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从民间的视角去表现中华儿女的勇武与刚强，有力地表现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同胞惨遭屠戮和戕害，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应有的民族尊严与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气节。小说中比重很大的暴力与性爱的描写，将抗日战争"还原"成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原始生存抗争，突现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生意志与求生欲望，淡化了抗日战争的政治意识和党史意识，对以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力共同构筑起来的话语系统，实施有效的解构，产生强大的颠覆力量，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超越经典文本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叙述框架，从抽象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定见中解放出来，在另一个维度上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这或许正是所谓"回到历史情景"，"还原"与"重构"历史，在新的向度上发现、寻找历史法则的需要。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它表明当代人的历史意识已摆脱了长期以来国家意志权威话语的束缚，开始有了相对的自由和较以前宽松、广阔的思维和想像的空间。
三
认真地说，新历史小说讲述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创作者主体借助于一个与当下有一定距离的非现实情境来寄托当代人的现实关怀的一种言说策略，"转喻式"地表达当代思想界、知识界的现实感受，"反抗经典文本和权威话语认定的历史神话"，颠覆业已建构起来的社会价值中心体系，有意突出民间力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展示普通人、平常人在历史情景中的生存状态与人生景况。
所以，如前所述，曾经为政治权力、主流话语所充分认可、肯定的"重大题材"，集体讲述的"宏大叙事"，完全被抛弃，更多的是把描写的笔触和观察的向度置于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匪生活，行帮争斗，军阀黑幕之类，或者干脆以黑社会的内讧、械斗等阴毒凶险的仇杀、情杀等内容取而代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惊险场面，神秘莫测的对感观形成强烈刺激性的情节描写，娇妻美妾之间的争宠、使坏，权势者个人淫糜腐烂生活的暴露等等，使新历史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商业化写作的倾向，这是另外的话题，本文姑且不论。
这样，历史因此而有了传奇化的效果，文学接受者在最大限度地满足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对历史产生强烈的好奇，小说文本蕴涵的历史意识则由单纯走向丰富和复杂，过去在经典／传统的历史小说中单一向度的历史走向，出现了多种可能的发展向度。濡染其中的历史宿命论色彩，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被淡化，偶然性因素得以突现，解构了曾经为历史进步论和历史决定论所构建起来的历史叙述，使曾经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历史线索为扑朔迷离的历史迷宫所取代，从而有效拓展和丰富了当代读者的历史想像。
像《枣树的故事》、《石门夜话》、《米》、《夜泊秦淮》等等，都一反经典文本以"工农兵"为主体对象的书写程式，有意选择了土匪、妓女、商人、姨太太作为言说的历史主体，由这些所谓的"边缘"角色来承担历史的讲述者和见证人，大的时代背景，如抗日战争，军阀混战，国共两党的较量，或者被隐去，或者被推到幕后；重大政治事件的描写为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苦等日常世俗化的生活叙述所代替，构造出平常人、普通人视界里的历史，使历史显得更加斑驳、苍凉。
侧重看看周梅森的《孤乘》。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行帮争斗的故事。但它又把历史变故和时代变换与个人心性命运的刻画交织在一起，以一个"轿行"的兴衰暗示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文化的衰落，整篇小说弥漫着悠悠忽忽的历史沧桑感和丝丝缕缕的怀旧感伤情绪，似乎与老舍的小说《断魂枪》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时代的更替变换，不再被简单地处理成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经典／传统历史小说中，常有的乐观情调和颂歌意识荡然无存，倒是小说主人公卜守茹还多少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倔强，给作品平添了不少美感，在读者面前展示出历史的另一侧面，小说因此而有了文化寓言的性质。
四
即便是经典／传统的历史小说最为专注的"革命历史"题材，新历史小说也同样从个人的经验和情境进入历史叙述。乔良的《灵旗》是一个十分典型也十分有意义的小说文本。这是一篇以红军长征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之后移师西北途中，湘江之战是红军与"中央军"在湖南、贵州、广西交界处展开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较量，这次交战，红军惨败，损失过半，元气大伤，死者伤者血染湘江，湘江的水"流了四天四夜"仍然一片血红。从题材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作者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处理成一个表现工农红军英勇无畏、卓越顽强，在红军领袖的英明领导下，主动实现战略大转移的积极军事行动。但是，《灵旗》的作者显然意识到如果那样写的话，无疑是一次平庸的演练，是在以前众多的小说文本中在数量上添加一个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创新可言。所以，红军与"中央军"在湘江边上发生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被置于幕后，成为故事讲述的背景，青果老爹和二拐子时断时续的讲述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主要部分，而且所有的讲述都是一个片断接一个片断，支离破碎，没有主要的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实践，与传统的讲述相距甚远。因而，以往关于长征的历史叙述在此显得十分模糊，有时简直还显得十分可笑。读者看到的是，这支带有严重先天不足，基本上由下层贫苦农民临时组合起来的军事武装力量的许多举止、行动，令人感到可怕，感到不寒〖JP4〗而栗、毛骨悚然。这是一段颇有意味的讲述：
他们人真憨。他们心真诚。飞机贴着江面扑过来时，他们根本不晓得疏散也不知道隐蔽。他们十几人几十人抱成一团，为的是让拥在中间的人活下来。一颗炸弹开花了，一群人中间顶多两三个还有气。有时一个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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