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
作者：张志忠
以集团冲锋的姿态挺进文坛，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自己的艺术探索，在跨世纪之交展现出具有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富有新时代特色的乡土文学风貌的，是引起文坛注目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一支年轻的文学生力军，和新世纪的太阳一起上升，正在从西北的黄土坡上、黄河岸边涌现出来，用年轻的声音，唱出了新时代的"敕勒川"歌，混茫辽远，金声玉振。他们是石舒清、陈继明、季栋梁、漠月、金瓯、张学东、郭文斌、火会亮等一群30岁出头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把自己的写作重心设定在大西北的乡土文学创作上，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整体效应，这恐怕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了。
首先，这一批作品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宁夏是中原与西域交汇之地，伊斯兰教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在石舒清的《星期日》和古原的《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中，我们看到了回族同胞们的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家族的生灭盛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富于尊严而节制的，他们对待痛苦和死亡，有着宗教情味和哲理性很浓的深刻理解，"洁净的新月"和静穆的真主，赋予他们坚韧的生命意志。还有宁夏著名的滩羊，奔驰的骏马，都在不止一个作家笔下出现，如漠月的《放羊的女人》、张学东的《看窗外的羊群》、季栋梁的《军马祭》、葛林的《草原上的家》等，都让我们遥想阴山下的牧马人和牧羊人，遥想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风光。
与之相呼应的是作家们笔下那强烈的土地情思。西北的黄土地，是和悠久的农业文明共生的，尽管说，现代化的劲风已经激荡着神州大地，但是，渗入血脉之中的对于土地的眷恋，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割舍得下的。季栋梁的《离乡》和《意思》，构成了一对姊妹篇，让我们从一个老人从乡村到城市又终于归返乡土的经历中，体味到一个勤劳的老人质朴而韧性的乡村情感；石舒清的《农事诗》把乡村中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劳动场面，描述得情趣盎然，如诗如画；漠月的《湖道》，是一曲劳动与爱情的田园牧歌，在非常简单的人物和事件中，融入了毛茸茸的、动人心扉的情致……
乡村情感自然质朴，充满了自然生命的气息。在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世界中，人、草木庄稼和羊马驴牛，都是息息相关、相亲相融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描写人和草木、人和动物的深情故事。漠月的《锁阳》和《放羊的女人》，写了两个没有能够把丈夫拴在身边的乡村少妇，如何煞费苦心地争取出门在外的丈夫重返家乡的艰辛努力："大嫂"是通过勤劳明理、扑下身子采摘锁阳的举动，赢得了特意从打工的外地赶回来赶摘锁阳贴补家用的丈夫的喜爱，"她"呢，一心想用羊群把迷恋汽车跑运输的丈夫拴住，虽然说丈夫最终再次把羊群变换成汽车，可是丈夫在家期间却让她终于受孕，未来的新生命让她满足和快乐。在同一作者的《父亲的树》中，在落日霞光中发散出金属的光芒的那一只盘羊，有如一座铜铸的雕像，"唐三哭了，想忍都忍不住，面对这座祖先般的雕像，他流下了灼热的泪水"。请注意这里"祖先般的雕像"具有何等的分量。季栋梁的《老人和森林》中，人间的喧嚣和森林中的恬美，人际关系的恶化和人与大自然的谐调，形成两个根本对立的情境，连那一只并不起眼的在林中织网的蜘蛛，都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
当然，今日的乡村，并非全是悠扬婉转的希望之歌，张学东的《你或许知道陆小北的去向》和《获奖照片》所讲述的贫困的乡村中的苦难艰辛，催人泪下。前者中的陆家父子，由于贫困和误会导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和偏激举动，使得渴望摆脱贫苦生活的他们坠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越是苦苦挣扎，处境就越是每况愈下，结尾处陆小北为救助他人而殉身的一笔，没有能给作品增添多少亮色，却越发令人压抑和沉重。后者中的农家少女水霞，如果不是外来的扶贫组的到来，也许她只会和当地的每一个少女一样，驯服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但是，在一次次令人惊讶的举止中，这个小姑娘越来越清晰地告诉读者乡村如何封闭蒙昧，生活多么艰辛苦涩：她面对照相机镜头的张皇失措、惊恐万分所表现出的无知，她把城里人支援贫困农民的物资拿到小镇上摆摊变卖的无奈之举，她偷窃扶贫组的电线卷的难解之谜，乃至她最后的在洪水中失踪，都把贫困对人的心灵的束缚和戕害，展现得淋漓尽致。火会亮的《官司》和李方的《无法感伤或东奔西跑》，则严峻地揭示出乡村生活中的另一大弊病，就是在行政权威失范和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民的生存无法得到法律的公正保障，反而受到某些执法和司法者的侵害，要克服和纠正这种弊端，似乎又难以中规中矩地去操作，乃至只能是以权威对抗权威，或者以恶制恶。这其中隐藏着多少隐患啊!
是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为生活奔波不已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世外桃源。石舒清的《农事诗》是对往事的追怀，漠月的《湖道》所描写的，是清纯的少男少女的浪漫，无情的现实却经常裸露出人际关系的扭曲和贫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老人和森林》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终还是被前来进行森林开发的人们所粉碎。他的《军马祭》对于那雄姿勃勃、潇洒飘逸的军马神态的描写，令人联想到古代众多诗人咏赞过的汗血"神马"，然而，迫于现实需要，神马最终被训练成为耕地的畜力，此中蕴含了几多感慨!陈继明的《微澜的水》和《蹄》，就都在讲述父亲和儿子以及相应的自然生命--两只小鸟和一头驴的纠葛，人的生命历程、生命记忆，借助不同的动物的生存状态折射出来；前者通过对患病然后亡故的父亲的葬礼的浮夸铺陈，和对两只小鸟的生命的冷漠遗弃以致虐杀，对儿子们的行为进行了冷峻的嘲讽和抨击；后者似乎也隐含了批评的意味，儿子追怀故去的父亲时，忽然发现父亲与他饲养的那头驴的相互依傍，要比经常发生争吵的父子二人的关系亲密得多，为了表达对父亲的追思，儿子却再次有意无意地对那头驴进行了伤害。这两篇作品，都写得不动声色，却又蕴意深长。
在自觉的艺术追求中，这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形成各自的风格，这也是应当及时地指出的。石舒清的笔墨，曲折有致，富有抒情色彩；季栋梁的作品追求雄峻和厚重，有一股阳刚之气；漠月的娟秀和委婉，与他笔下擅长于描绘青年女性形象互相辉映；张学东的视野显得较为丰富，在各种题材上都进行着探索；陈继明的两篇小说，以含蓄和冷嘲见长；木妮的《水印》，九鹏的《错位》，郭文斌的《爱情故事》，在题材上与乡村生活拉开了距离，在风格上显得波俏灵动，都为丰富这一创作群体的风格多样化做出了努力。要是说，对他们指出创作上的一些缺陷的话，那么，目前而言，他们各自的构思和彼此的创作中，都存在靠色现象，相似的情节和意蕴，在同一作家不同的作品中和不同的作家笔下，都数次出现，就有自我重复和互相模仿之嫌。一篇作品的成功，往往会带来连锁的反应，这可以理解，却更应当避免。每个作家，不妨多几副笔墨多几条思路，作家之间，则应该拉开更大的距离，寻找和建立更加鲜明的个性。
危机意识和底层关怀
忧患意识和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一向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居于中国诗歌创作源头的屈原，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为其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被人们传诵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然有专家考辨说，这里的"民生"应该解作"人生"，他哀悯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自己的人生，但是，即便说是郢书燕说的误读，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却也表达了后来人对前辈才人的一种积极的、一厢情愿的理解。与屈原在时间上相差不多的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则为解读屈原的民生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从杜甫到范仲淹，从关汉卿到罗贯中，从鲁迅到艾青，从老舍到高晓声，那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那种对乡土对民众的刻骨铭心的挚爱和关怀，构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
在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中心任务的年代，中国的金融业，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一道新的风景线。直观地看，不管你走到哪里，是繁华的现代都市，还是边远的山区县城，在当地的高层建筑上最醒目最出风头的，装饰着玻璃幕墙和铝合金框架的，往往就是那些"出金入银"的银行。想想也是，要是一座银行的外观破烂寒酸，谁还敢相信它的经济实力，谁还敢前去问津呢?同样地，每当走进银行，看到其中优良的办公条件和银行职员们的自信和从容，谁又能想得到，他们的生活同样是充满甜酸苦辣，同样是百味俱全呢?
以我有限的阅读，我不敢断定说，绛云的长篇小说《金辉阴影》是否是反映现代金融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能够肯定，它是既具有相当的情节性可读性，又富有一定的思想启迪的精心之作。它所揭示的在金碧辉煌的后面所隐藏的种种内在的和外部的、突发的和潜在的威胁和阴影，以及从中透露出的深切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足以令人深思。
坐在号称白云市第一高楼的豪华办公室中的市银行行长李良，就不得不面对一道道难题。俗话说，靠钱才能生钱。银行的钱大进大出，有人像敬神一样，仰仗着银行的鼻息生存，有人在经手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声色犬马，有人在银行资金大量流失的同时为自己铺平了升迁之路，这些情形已经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为此而拍案惊奇。新官上任不过三个月的李良，却运气不佳，穷于应付：广场储蓄所出了抢劫杀人案，带来诸多疑难；想给死难者评定为烈士，民政部门却又以一笔5 0 0万元的贷款为交换条件，双方争执不下。南方某城市的法院来追讨银行当年办公司时所欠的债务，竟然使出绑架手段把银行副行长卢万年强行带去，以为还债的抵押；在看守所里受尽苦头的卢万年，让李良心存愧疚，他的家属的苦苦纠缠，更加重了李良的工作压力。在银行内部，副行长借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扶持，飞扬跋扈、以权谋私，干扰着正常的工作秩序。在放贷和收贷、存储和取款中，都同样存在着竞争和陷阱，都会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风波。
按理说，李良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或者是早先遗留，或者是歹徒作案，或者是内外呼应，或者是权钱交换，他这个行长，都是代人受过，都不是他自己的工作失误所致。他完全可以像许多人做的那样，把这些烂账都归诸他人，自己只要善于"打太极拳"，顺其自然地应付下去就可以了。何况，在这样一个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下，社会对于那些"公仆"们的期望值，似乎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只要个人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就已经难能可贵，就已经能够笼络民心了。然而，李良的良知，和他深刻的忧患意识，却使得他采取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知难而进，把处理呆账坏账、催收过期贷款，作为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以便主动地消解潜在的爆发挤兑风潮乃至金融危机的隐患。尽管说，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下达这样的指令，而是李良自己把"存款立行"的观念及时地扭转为"收贷兴行"，从而采取了富有开拓和创造性的工作姿态--只要回顾一下前两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可以印证李良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这与其说，是李良的见识过人，不如说他心目中对民众利益的格外关注，是他对于银行本质的理解和维护："银行的钱当然有一部分是国家的，但大部分是老百姓的。"当某些人自以为从银行贷款是掏国家腰包而毫不心疼毫不吝惜的时候，李良的着眼点却是要自觉地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把自己的思考置于一个新的角度之下，从而把对国家负责与对老百姓负责的信念融合起来，给自己的没有打出改革旗号的改革行动奠定了切实的思想基础。
这样，李良的失败，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超越了现实，预见到了未来的隐患，可是，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时机。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不利因素，都为他的下台埋下了伏笔，最终的爆发，或迟或早，总要来临。不过，李良的思考和行为，已经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们，通过阅读《金辉阴影》，他还会影响一批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读者，在他们的心头激起呼应。
绛云的《金辉阴影》揭示了金融领域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蒋子龙的《人气》，则从对于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的关怀方面，表现出一个关注弱势群体的境遇和命运的作家的良知。随着经济变革的进程和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距的加大，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当前相当严重，以致于国务院总理把关心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问题写进了"两会"所作工作报告中。得风气之先的中国作家们，近年来在表现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现实主义冲击波"阶段的一批中篇小说，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凤凰琴》、关仁山的《九月还乡》、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到世纪之交出现大规模表现城市底层民众和进城民工的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如蒋子龙的《人气》，周大新的《21大厦》，王安忆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体裁的扩张是和作家对生活现实认识的纵横拓展相互呼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