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论９０年代散文的生命审美
作者：彭秀海
一
主体个性意识在“新时期”开始回归，80年代逐渐发展，90年代壮大彰显，为散文注入了自由言说精神，迎得了一个自主创造的机遇。90年代散文，是一种多声部喧嚣生命情调的多元格局。“老生代”沉吟风雨人生，“中生代”放歌生命豪情，“新生代”挥洒青春意气，共同演绎生命乐章：有写意生命快乐的，如斯妤的《幻想三题》、季羡林的《虎年抒怀》、杜丽的《秀华飘散》等；有礼赞生命活力的，如叶梦的《我们不能没有月亮》、王英琦的《二百岁宣言》等；有拯救生命人格的，如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余秋雨的《乡关何处》等；有提升生存理念的，如周瑞金的《弗农凝思》、范曾的《凡高的坟茔》等。或有关时代环境文化素质，或有关人生命运人性良知，或道心曲灵魂，或发畅想意绪，都是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使然。生命体验建构了主体与生活的审美关系，形成了散文的生命审美形态。对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呈现出表现自我生命的抒写方式。“散文是活的生命的语言形式，它是人类精神漫游的无限可能性的最个性化的显示，本真、本色、本性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生命在无限开放的形式里获得自己永恒的魅力。①
散文往往是从“我”落墨的。当“我”深深地为生存境遇而疼痛、而欣慰、而震撼时，当我以辽阔的目光注视自己时，一己悲欢与人类感受相通时，笔下才会生出博大与永恒的美来。比如，雷达的《依奇克里克》不仅描述了一个物质的废墟，而且描述了一片蕴藏丰富复杂的精神废墟，并感悟到“无论物质技术条件如何发达，作为主体的人依然需要拼搏、牺牲和奉献，否则人就不能发展”。范曾在《凡高的坟茔》中既写出对凡高大师神奇的手法、鲜活的色彩、超绝的构图、独特的审美的崇拜，又写出了对其甘于寂寞、不懈追求、为艺术殉道的感喟与崇敬。王充闾的《青山魂》，以自我精神去拜会李白的精神，以自我生命去解读浪漫天才的生命灵魂。这里的感悟、崇敬和解读，都是主体人格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调。生命体验建构了主体与散文的内在联系和精神一致。生命体验的诗意肯定和生命神性的价值认同，构成散文艺术的内在本质。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整个宇宙自然或精神存在的创造都是由于生命冲动所造成的，生命构成了现象界存在的理由和本质。生命哲学家齐美尔也说：“没有无内容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式。我们在自身的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内容。这种‘体验’(Erleben)实际上是心灵把握生命的活动……生命根据包括在体验中的形式的原则来创造对象。它为世界创造了艺术、知识、宗教等对象，而这些对象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一致性和意义，独立于创造它们的生命。生命在这些形式中把自身表达出来，这些对象则是生命的审美、理智、实践或宗教的能动性的产物，它们也是生命的可理解性的必要条件。”②就散文创作而言，就是主体生命审美能动性的产物，生命体验中的形式原则构成散文存在的理由和本质。
二
生命审美的能动性，就在于心灵把握生命的自由自觉性。90年代散文作者张扬审美的个性特征，挣脱过来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的束缚，克服当下物质化、金钱化、享乐化的挤压，坚守主体内在的文化理性和生命神性，表现个性化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指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处于某种典型的、特殊的境遇中，以某种达到极致的状态使主体生命为其所创化的一种独特的生命过程。这种生命体验，就是艺术创造所必须的一种观照能力和原创能力。拿史铁生来说吧，他的散文艺术就源自他特殊境遇的生命体验。突如其来的瘫痪，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获得了特殊的感悟能力和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彻悟生命、拯救自我的智慧本能。他所有的人生哲思，都是从生命体验中升华出来的，“不管我信仰什么，都是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③他的《我与地坛》就是言说一种引领人生寻找救赎之路的“智慧和悟性”，“我常以为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性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这是他从地坛的人与自然中感悟到的生命本真和诗性意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轮椅，离不开他的生命观照。病残苦难的深切体验，使他与写作结缘，凭一颗经受磨砺的敏感心灵，感受命运的不公、人生的无常、生活的沉重、生命的飘忽，体验抗争的艰辛和创造的快乐，从而给他单调的生活增加无限光彩，给他人生之旅平添无穷波澜。这一切，既是他生命迸发的创造活力，又是他散文艺术的精神内核和话语形式。
主体自我作为个体，其生命是与人类全体相通的，表现为自我的特殊性与人类的一般性的统一。主体从自身入手的生命体验，可以把握人类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脉搏。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中说：“生命者，是遍在于宇宙人生的大生命，因为这是经由个人成为艺术的个性而被表现的，所以那个性的别半面，也总有很大的普遍性。……在那样的生命的内容之中，即有人的普通性共通性在。换句话说，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具有足以唤起生命的共感的共通内容存在的。”所以，主体可以通过生命本体情感体验，把握人类、认识世界。
人类生命的高贵神圣，就在于它永不止息的体验性和创造性，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从不停的体验、创造中探求人生的奥蕴。不断探求、开掘人类自身生存状态，属于生命的本性范畴，是深藏于生命内部、灵魂底部的自然欲望。所以，90年代散文作家纷纷扬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深度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以富含生命体验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来重树散文形象，赢得读者的广泛青睐，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正是切合了当代人深度生命需求的人性愿望。他们的作品都“自觉承担起对历史反思，对人生审度，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与自然的思考，从而建构时代精神。它们或思辨，或议论，或感悟，是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批判精神为依托。对思想性的追求，使散文突破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传统)创制方式，在表现上更为自由，呈现出大气魄、大制作和大景观”。④比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写的是一座山庄——承德避暑山庄，但更是写一个王朝的兴衰，写一代帝王康熙的雄才大略，写他开放的眼光、强壮的身体、健全的人格以及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并通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慈禧等性格才略写出一个风云二百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还写到汉族知识分子二百余年的心灵历程：从反抗，到逃避，到认同，到殉身，最后以大学者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而死作结，耐人寻味，显示了作者审度历史的宏大气魄。既不因渲染文化的大境界、大气象而忽略自我生命的外射，使散文沦为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记录，又不因突显生命个性、自我表现而使散文境界狭窄，气度局促，变成平庸的个人生活感悟和私情小调的抒写。这种在叙述历史文化与表现自我生命之间的自如调适，显示了生命审美的极大张力。
三
生命审美包含两个层级：一个是生命体验层级，一个是生命创造层级。所谓生命体验层级，就是主体把生活感受转化为生命人格。相当于齐美尔说的审美的能动性，“体验中的形式原则”，属于第一层级，名之为“生活内化生命”。所谓生命创造层级，就是主体把生命人格熔铸在散文形式之中。相当于齐美尔的“生命根据包括在体验中的形式的原则来创造对象”，“生命在这些形式中把自身表达出来”，属于第二层级，称之为“生命外化艺术”。第一层级是审美储备，决定第二层级；第二层级是审美创造，反作用于第一层级；两者循环往复，互渗互动，涵养主体的艺术呈现。生活内化生命，在于主体深入生活，对审美对象作独特发掘，细心体验、体察自我情感的哀乐变化；凝神精思，锐意开拓哲思意味，最终升华主体生命的精神境界，活跃主体生命的诗意弹性，在“物我同一”的境界里萌生崭新的生命情思，使生活感受都转化为主体的血肉灵魂。正如余秋雨所总结的：浪迹天南地北的“人文山水”，在苦涩中回味，在焦灼中会心， 在冥思后放松，生命获得“苍老后的年轻”与“吞吐千年”的本能。⑤
生命外化艺术的鲜明标志，就在于把情思化为意象，化为直观的画面、场景、人物、细节，化为可感的氛围、过程等，但这些形式传达的都是主体的生命情调。就像雷达说的，“散文的魅力，是人格魅力的直呈”。宗白华对此有独到的论述：“美与艺术的特点是在‘形式’在‘节奏’，而他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的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艺术有‘形式’的结构……但这‘形式’里面也同时深深地启示了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心灵的幽韵”。“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
90年代散文作者突入生活、体验思索、更新生命、外化生命，创作了极富个性色彩的生命散文。
余秋雨认为“一种文化一旦成型，一旦结体，也就是成了一个生命……从根本上说……文化成果在微观上是创造者生命的直接外化，在宏观上是人类群体生命的文明验证”。所以他在写作那些历史散文时，总是进行“灵魂与灵魂的深层对晤”，“通过活生生的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感受它的内在真实”。由《文化苦旅》而起的文化旅行热和文化游记潮，实质上是主体个人面对自然山水、人文历史的一种生命的突入与创造。余秋雨的文化旅行，不是一般的游山逛水，而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风雨天一阁》)“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文明的碎片·题叙》)。也就是说，他是将旅行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置于“健全人格”中来观照，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的情感波澜浸润其中，形成一种生命感悟。使学识、智慧和情感融织成一种游记散文的体制——文化游记或文化散文。因此，余秋雨开创的游记文体，是主体生命体验和生命创造的结果，是散文自身变革创新的产物，是不能简单地把它比附为历史上的所谓“学者散文”的。在余秋雨的文化游记中，一切的自然山水、人文历史，都不是表达的目的，而是表达主体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手段。这种体验和感悟，使得一切自然山水、人文历史超拔起来、灵动起来，成为主体审美观照和创造的诗意存在。比如《这里真安静》，三处普普通通、埋没无闻的日本人坟墓，由于作者独特审美观照，便成了揭示现代日本民族悲剧命运的生命定格。实在是不一般的奇思妙想。通过残暴军人、可怜妓女、寂寞文人的坟墓的三相排列组合，让“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让其“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丛”。从而揭示“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句号”的日本民族的奇特命运，也表达出作者的怜憎情怀，同时也提供解读这段历史的一份参考。就像论者说的，好的文化散文，的确如同是一种“幻术”，能把你带到一种文化的迷幻境界，改写你心中好些陈旧而顽固的文化结论。⑥余秋雨的文化游记，就是这种好的文化散文，是一种生命体验与创造的迷幻境界。这种境界用美国著名学者和散文家爱默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作家要“用自己的心灵重新进行安排，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进去时是生活，出来时是真理；进去时是瞬息的行为，出来时是永恒的思想；进去时是日常的事务，出来时是诗。过去的死去的事实变成了现在的活生生的思想。它能站立，能行走，有时稳定，有时高飞，有时给人启示。它飞翔的高度、歌唱的长短都跟产生它的心灵准确地成正比”。(《美国学者》)
张承志的《绿风土》、《荒芜英雄路》等篇大都以沉重的笔墨、紧张的氛围，渲染昂奋的激情，袒露孤傲狂放、坚韧决绝的内心世界，让人感受到孤苦跋涉、焦灼追寻的生命冲动。他的激愤的语言中燃烧着一种诗意、一种不断逼迫自己不甘于就范凡庸的神圣。自我逼迫，主动放弃世俗生活方式，坚守“精神圣战”阵地，是要一种强大的生命毅力的。他当初辞却公职，甘为自由职业者，应是他几十年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志愿抉择。他在《心灵史》中说，哲合忍耶是是所有回教中教义最苛刻又是精神意志最顽强的一支。张志承是在对它的体验中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力量而主动追求生命的神圣性的。他绝对不相信思想可以远离思想者个人的体验而变成纯粹操作意义上的形式范畴。在《心灵模式》中，他认为思想是一种对真知的强求活动，即变繁琐的知识为认识，追求认识的初衷。他信奉知识，是因为知识提供超乎知识之上的精神要求，这就是心灵的体验和震动。他认为人类寻求知识的活动中伴随着超乎知识之上的道德要求，即将求知与自我人格完善紧密结合。每位知识者不一定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圣者，但至少在精神上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甘休的寻求完善的冲动。这就是张承志生命的神性，思想之“道”。近几年他的随笔，大都传达着他对这种神性和“道”的宗教狂热，在人们心目中唤起的也是这种探索、思考、追求理想人格的生命激情。张承志不顾一切，执著追寻道德意义和生命神性，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强旺的生命激情和生命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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