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９０年代中国散文的现代性
作者：尚琳琳
散文作为90年代繁荣的一种文体形式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特色。进入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各方面获得了许多共同性的基础与许多价值上的认同。这些共识与认同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化在现阶段的表现即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的。90年代的散文也开始涉足这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对整个社会历史及其个体自我进行理性的反思与科学的批判与审视，以提供自我确认的意义前提、叙事模式和形象背景，由载道言志的单一文化意识形态而趋向于文学审美独立性与艺术自主性的倾向。
首先，在精神价值层面上。散文作家是存在的质询者和文化的诠释者。90年代的散文作家旨在通过文学达到人文精神与自我主体性的重建，在文本中表现出当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从寻求传统的价值到人文价值的呼吁，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承担到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变迁所做的一种批判性的道德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姿态来进行自我重新确认的社会行为”。③
90年代的“老生代”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传统，反思、观照民族的历史，质询、思索民族的精神内质，从客观上成就了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传承。老生代散文从巴金的五卷《随想录》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掘进，到杨绛的《干校六记》和《将饮茶》，走向了深入的文化反思的取向。施蛰存、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等在作品中融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并以独具性灵的思索延展了散文艺术的内在质涵，即对生命深层形态的感悟。这是他们对整个生命历史与时代痕迹的观照与思索。如张中行的《晨光》中的一节：“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小了，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明天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行文中透露出对生命和宇宙大境界的禅思与生命意识的拓展。“老生代”作家们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本真的人生感悟，使他们的行文已不同于杨朔、刘白羽、秦牧笔下对时代与精神的简单弘扬，而是昭示出对社会、历史及生存的深刻洞察与体悟，不乏对人性的深切反思和智性思考；中青年学者、作家散文随笔的繁荣促进了90年代散文知性与感性的统一，学者、评论家、理论家们拿起手中的笔对学术、宇宙、生存进行深入的文化诠释或是重新诠释。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抗拒文化衰变，重新营造文化人的精神家园；他们深谙整个生存的现状，他们的视界从生活表层进入生命内核，从生存市井走向寻找意义的殿堂，执着对生命意义与归宿的追寻；在对历史与文明碎片的感伤中感悟文化的内涵。总之，这些学者散文家们用敏锐的目光鞭笞着整个人类的重新思考与自我的重新定位。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以最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悲歌完整阐发他对于文明、文化史与知识者人格命运的洞见与理性思考。李洱在《囚徒的颂祷》中饱含激情地向我们昭示出一种人性与信仰的执着精神，提醒人们建立理性的自我与主体，人类的一切需要人类自己去把握。“是啊，一切都取决于人。人类各有不同的命运，却没有一种命运超越人类”。（加缪语）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在上帝已死的世界上人类的主宰性；韩少功在《性而上的迷失》、《夜行者梦呓》、《个狗主义》等中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冷峻的嘲讽与批判，对历史做了冷静的远瞩、对人性进行了清明的内省。“成天偏食新潮消费电视广告的人，长期来文化失血的人，也最容易成为废人。他们不会游泳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站在岸边捡点小螺小贝，但一看见别人抓了大鱼就两眼血红，就成天在岸上做着大鱼梦，自然只能苦了自己”。文章中对于人性弱点的揭示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韩少功希求在这种人性的展示中唤醒中国人的理智与人性的良知。新生代散文为90年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胡晓梦、止庵、程黛眉、曹明华、亦夫等作家逃逸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他们对世界的言说往往是在想像的情景中进行的，抒发情绪化的个体生存空间，以新奇的手法表现主观意识下的生命与存在。由于他们的气盛与敏锐，在其散文创作中更显出他们的个人主体意识与尖锐的理性批判精神。如曹明华在《离婚》中写道的：“……就像人性的缺陷所带给我们的遗憾那样，人生的不完美也不需要我们作为一种事实来接受。美是短暂的就像幸福感的稍纵即逝。也如同从我们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注定了朝死亡出发。不管怎么说，我们终究有能力学会与人性的不完美共处，与人生的不理想妥协。”年轻的作家们虽然涉世未深，但在他们的睿智思考中已开始了对人性本质内涵的开掘，并带有许多苍凉的体验与把握。女性散文是在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崛起的，由争取生存权利上升到精神家园和文化意义上的追索。她们更加坦诚地表露女性自我身心的体验，以鲜见的性别意识观照女性生命，感悟女性坎坷的人生命运，并以超越“五四”女性的成熟心态，思索和探询女性在社会中的主体位置。
90年代的作家是在充分承认国家政治和文学艺术两个文化系统间的交往障碍不可逾越的前提下，谋求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的。他们更注重显露自己的个人意识，同时与当前国家、政治文化的话语范畴保持距离。在散文创作中，他们努力通过对人类生存的整个社会、文化甚至是人类自身的反思，在批判与继承中促成民族的人文精神的重建与作为个体的主体人格的确立。纵观90年代的整个散文创作的实绩并根据以上的分析，90年代的散文形成了两种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悬殊的形式：一种是面向私人生活的形式，比如“小女人散文”与新生代散文；一种是面向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形式，如所谓的“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即是如此。④
正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我们的当代生存承受着一种对历史的孤独，一种海德格尔揭示的根本性的无家可归感。“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空间中，弥漫着一种对历史的怀旧情绪。与80年代的自我努力于把自身从历史链条中解脱出来相反，90年代的个人则在脱离历史的惶然空幻中瞻望历史幽灵的再度显圣。⑤因此，90年代的散文中也不乏对历史的怀旧情绪，这是现代性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第二个表现。文人学者们希冀从历史长河中寻找理想的生命形态，从古典与传统中寻求自身，拨正世风。不论是余秋雨、周涛的散文，还是亲和自然的张炜的《融入野地》与渴望寻求宗教救赎的张承志的《张承志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等都怀有对历史的凭吊与依恋。他们在历史文化中找寻“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⑥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们在对自然与历史的书写中，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过去的对于人的存在的弘扬而转向了对自然、万物的关注。人对自然万物视角的变化，表现了对于自然万物的尊重。
其次，在创作主体与题材层次上，表现为文学介入大众、文学大众化的倾向。90年代散文创作不再单纯是传统的散文作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纷纷创作散文，甚至大批学者、评论家、理论家也加盟散文创作，壮大了散文创作的队伍，扩展了散文表现的空间。90年代的世界，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全球化的根本意义是消解地域内涵和本土属性的抽象性，导致个体存在过程中自我认同的危机，表现为无限度的多元选择，以商品市场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消费主义运动弥漫于世。大众传播消费媒体的增多，如纯散文刊物《美文》、《中华散文》、《当代散文》等，还有各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各类“丛书”、“文选”等，不仅形成 了声势，同时为散文在90年代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阵地，许多文学爱好者相继拿起笔来抒发个体的感受、表达自我的心灵波澜。因此，散文创作主体由于被来自各方面人士的充实而趋于大众化。散文创作介入大众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散文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丰富、扩展了散文创作的题材，另一方面也使散文的题材内容趋向大众化、世俗化。如“新媒体散文”以网络写手、专栏撰稿人、自由撰稿人为主体，从文体上来看主要是小品和随笔杂谈。他们放弃“宏大叙事”的写作指向，多写日常生活的点滴乃至琐碎。文字机智、幽默而精致，非常利于大众的接受。马莉在《触摸》中这样写到“触摸能使我们到达我们所盼望到达的那个最遥远的角落，并且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想像，使我们的目光在时间的联系中就像一片树叶对于一棵树木那样亲密，坚定，而且柔和”。行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抒发的感情是细腻、敏感、精巧的。余少镭的《哭与笑》、杨映川的《林中空地》、《我们的爱情》等都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对自我的触摸与感悟。再看“小女人散文”更是时代女性对日常生活身边小事的具体描绘和细小感触的集合体，更接近大众、接近普通老百姓的阅读视野。我们可以这样作一个总结：大众创作的大众化的散文，促进大众的阅读与鉴赏。总之，90年代的散文创作在不同审美层次与品位中都有大量的佳作出现，它并不单纯是数量上的繁荣，更有不同质的繁荣，在大众化的程度上完全超越了传统。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90年代的散文也有许多突破传统的特点。
（一）表现最突出的是文本中叙述方式的转变。这要涉及到叙述学方面的内容，叙述学在散文领域的运用传统上只能适用于叙事性散文。但是，当今的散文创作已不再局限于叙事文本，而是全面地引进到散文创作中来。首先，在叙述人称与叙述方位的把握中有了很大的创新。在传统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但现在的很多散文在“我”之外又有其他人称与视角的加入。如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钟明的《旁观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叙述方位与人称都发生了变化。又如复调散文的提出就与散文中叙述方式的转变有关。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和人物似乎是一个人，因此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似乎合一。但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是不同的主体，“在文本中作者把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间隔缩小而产生一种张力，从而使叙述主体复杂化并且复调化。”⑦叙述方式的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真实性原则”，而增添了“想像与虚构”的质素。
（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散文的象征性。意识流手法在散文创作中的介入打破了传统散文的书写模式，更加扩展了散文表现领域的空间，加强了散文创作的开放性与自由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张承志的《静夜功课》，妻儿都已入睡的深夜，我独自在黑暗中点烟思索。在眺望黑夜的冥想中，我想到了高渐离的故事、高渐离的盲眼、高渐离的筑声，又想到了墨书者鲁迅、春秋的王公、民国的官僚。随后又回到了现实黑夜中的闭室，并生出了久久的感动。作者在黑暗的思绪中，在这种无意识的断想中获得了人生的启发与一种平和的情绪。文章中无意识手法的运用对于表现内心思想的流动，表达感性的心灵触动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女性作家善于表现细腻的心思与情感，意识流手法在散文中的运用更加活跃了女性作家的创作。程黧眉的《如期而归》、斯妤的《心灵速写》、周佩红的《一抹心痕》等散文都伴随着意识流动、情绪、幻觉的波动跳跃，“呈现出一种灵动朦胧且不确定的诗的意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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