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现代性”的语境还原
作者：赵 琨
然而，正是白银时代最具现代性的文学新生代，现代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接受视野里占据的位置，与受俄国文学影响这一总体趋向存在着惊人的反差。“五四”文学为何未能将白银时代最具新生力的现代精神引为同调？
学界对“五四”与俄国文学之关系已多有清理，③但笔者以为，上述问题为思考“五四”与俄国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更集中的视阈，而且，正是这里所涉及到的“现代性”问题，成为理解“五四”新文学及其与白银时代文学之关系的关键。此二者的比较也有助于廓清对“现代性”概念的某些误解。因而有必要再做探讨。
尽管就时间来说，“五四”与白银时代处于相近时段，但它们分别是两条不同的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文化语境的特定性决定了二者必然在精神上不相契合；虽然二者都显现了“价值重估”的现代意识，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与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不同的内涵。唯有回溯概念所由出的语境，概念的含义和价值才能够被充分而贴切地认识。
一
“五四”与白银时代在中俄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多有相似，特别是自它们始，中俄文学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向现代转型的特征。然而，二者源自不同的文化语境。
茅盾在1935年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实绩时，曾十分清醒地指出，1917年前后并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作为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的《新青年》“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其“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而“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其“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创立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
茅盾其实以见证人的身份证实，新文学的原初动力本来就不是来自“文学”的新生物破壳而出的内爆力量。所以，与其就事论事地指责新文学，不如追问：新文学独具的价值是在什么样的参照语境下被给定的？
“五四”前，从晚清开始，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就已出现了向现代转型的潜流。但这个“现代”的观念，是直接从西方植入的，而“五四”无疑承接了这一传统。事实上，“现代性”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内涵，它是基于西方的经验提出的，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既包含了自启蒙以来社会发展进程方面的特征，又包含现代化进程中以审美形式进行的对工业文明的尖锐批判。这两者在西方始终是相生相伴的。显然，中国并不是在同一课题上接受西方这一经验的，对中国而言，当时亟待实现的是批判封建文化对人性和个性的束缚和扼杀，因而“五四”借来现代性这个概念，做了适应本土的改造：它只取了现代性概念里所包含的启蒙（张扬个性、开启民智）这一个向度，至于伴随一种文明进程而进行的自省式的审美批判，则由于文化链条的走向不同而自然缺省。这样的文化语境决定了五四文学必然将思想启蒙，而不是形式的本体意义和审美的批判功能，作为文学现代性的要义来寻求。所以有必要理解，“‘文学趋向于政治的、社会的’这一看法在五四时期是作为现代性的文学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的”。④
出于这样一种语境，五四新文学包藏着内在的不协调：一方面，新的美学形式无暇充分积累而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新文学又自觉地为现代精神的绽放提供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而倘若把这种畸形发展置入上述语境去考察，还会发现它所背负的不可超越的历史规定性。这一规定性并非指当时的现实需要（救亡图存）的合法性，而是指不可超越的历史条件——作为确立现代精神价值的重要前提之一的自由主义精神，本来在中国的积淀就相对薄弱，更兼之它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具备西方一样的条件。西方这一价值的确立经过了数百年的历程，而且可以依赖宗教这一媒介切入社会生活的日常维度，实现对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而中国不具有一种能起到相应作用的文化中介，从日常角度对人们的精神进行范导，故而现代精神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更多地需要依赖思想宣传和灌输。⑤这样，作为现代精神启蒙重要媒介的五四文学，其现代属性就主要显现为，张扬一种打破封建制束缚的自立自主的现代人格观念，它与得之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性”概念还有所区别（后面将再详述）。
比较一下白银时代的文学繁荣和向现代形态的过渡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来临的。
19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不但现实主义不再能够独霸文坛。而且一些由来已久的文学观念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梅列日科夫斯基在1893年就曾谴责别林斯基等人所提倡的“艺术上的唯物主义”扼杀了艺术灵性，这正是文学“衰落的原因”所在。⑥俄罗斯的知识阶层对诸多艺术问题，如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文学自身的独立身份、艺术的形而上关注和审美自由、艺术可表现的范畴等等，都展开了新的探索。
这样的美学理想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俄国1861年改革虽不彻底但已经标志着以个性解放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初步完成，它为民主自由思想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1861年改革至19世纪90年代初的这几十年间里，俄官方或知识界基本上没再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格局。在这少有的文化宽容的氛围里，欧洲思想文化精华的涌入大大拓宽了俄国文学的视野，它们与俄国深厚的宗教传统和18世纪初起就渐渐生成的人文主义、民主自由精神相承，为俄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铺植了土壤。这样，俄国知识界在90年代才更有条件关注个体自由精神的表达，并转向文学本体的探索；既在文学中探寻民族出路，也更着眼于从宗教文化和哲学中寻找答案，而不满于革命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下的方式。叔本华、尼采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英法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艺术，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都直接开启了白银时代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此外，白银时代文学繁荣的来临也得益于文学内部孕育的自我更替的力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世纪末，其表现方式的单一和对“灵魂的秘密”的表现力之贫乏都日渐暴露出来，加速了传统文学功能论的衰落。
不同于白银时代对以自由人文主义为前提的文学自律意识的呼唤，“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家认为，理想的人格应该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取一‘中道’”。这一观念也并不仅仅是现实需要塑造的，“实际上，中国近代很少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者，在主张个性自由的思想家中，大部分都相信个性应该也能够与社会或集体获得均衡的发展”。⑦这种传统到“五四”时期并未中断。这也就决定了“五四”文学不可能在审美理想上与白银时代的现代性相契合。“五四”文学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语言形态上的突破，均围绕着启蒙的现代性这一个核心，至于形而上的哲学化探索和文学本体关注，只能退居到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五四”作家谴责白银时代特立独行、看上去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主义文学“颓丧”、“疲倦”、“专说个人权利的神圣与美之崇拜”。⑧
初步的比较使我们发现，“五四”与白银时代的确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因此二者也具有不同的文学理念。“五四”文学所张扬的现代价值，是针对此前经学独断论的传统文化价值而作的一次突围。所以它不惮于和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等各种力量联合成一体来开战，它更关心的是火药的威力和战斗的效果，而不是自己到底是一杆枪、一支箭，还是形而上的一首诗。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白银时代的文学理想与“五四”的文学观分道扬镳了。作为白银时代文学先声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恰恰是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预，为保卫艺术鉴赏力而向现实主义传统发难。如果没有文学与非文学领域的自觉分离，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白银时代百家争鸣的激扬勃发，不可能对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社会政治学的文学艺术观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因此，可以说，白银时代现代形态的文学诞生在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空间的条件下。
二
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五四”文学与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不可以仅仅从概念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比较，必须尽可能地进行语境还原，才可能更清楚地理解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概念被提出的价值所在，而不是反过来，期望以一种先行的规范来矫正社会史。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更接近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含义。韦伯认为，文化的现代性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自身合理化或自律存在的过程。文化领域的价值只有通过合理的封闭性才能体现出来。这一观念在白银时代诸多艺术理论中都可得到回应。俄国形式主义相信艺术的目的在于延长审美的过程。象征主义从一开始就关注语言要素，力图恢复诗的鲜活的生命力，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新艺术的三个基本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的手法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张”。⑨宗教文化批评的代表罗赞诺夫主张从日常生活中拾取艺术感悟的流影，而日常生活应“疏离国家、社会和政治。……私人生活高于一切”。⑩阿克梅派注重艺术回归雕塑式的明晰之美。至于未来主义，更是在语言革命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哲学探索，增加了一个新角度：热切关注语言本体、关注美和精神价值，文学价值不再被局限于以社会价值为标准的狭小圈子了。
现代性研究专家卡利奈斯库（M·Calinescu）在总结现代性的分裂特质时指出，存在着作为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审美批判和规划的现代性之间的对抗。这个基于西方经验而提出的见解，基本上也适用于阐释俄国现代文学的状况。白银时代文学以寻求艺术自律的面貌出现，而“自律”也是一种策略和姿态，骨子里仍然是针对社会现实的反叛，特别是反叛一味追求启蒙的现代化进程。也正因此，我们将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称作“审美的现代性”。在俄国，这个启蒙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为极强的功利主义和现代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求得社会进步的过程，而白银时代的文学艺术正是突破这一单一的目标，关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正像梅列日科夫斯基主张的那样，要创立“取代功利主义和庸俗的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新艺术”。这一反叛与19世纪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在批判路径和批判对象上都不相同，它对形式的反叛功能的认同，它对启蒙目标的反思，是必然生长于现代土壤之中的，或者说，惟有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的现代阶段充分发展过了，它才具备生长基础。
“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则并不贴近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它一不是文学领域合理化所代表的属性，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起的审美对抗。可以用“五四”时期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有限择取加以旁证：“五四”前，虽有梁启超介绍了卢梭，王国维等人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和康德，但影响甚大的严复等人主要译介的是功利主义、进化论、社会改造原理和经验主义方面的思想著作，正是这些思想哺育了“五四”时期适值中年的知识分子领导人；至于文学理论，“五四”译介的文论大部分限于俄苏，而且也只取了其中有限的一部分。这种选择说明，“五四”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首先是要完成人的启蒙，完成人的类意义上的解放，它所认同的人的价值不是在自由主义的个体意义上而言的。
不过，这并不能否认“五四”文学从一个全新的维度书写了对人性、个性、群体、自由、民主、进步等观念的理解，其最大的精神遗产在于促进了人的精神解放与提升，在于塑造人的文化品格，在它自己的坐标系上，它就是一个划界性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表现为开启了一种现代人生理想与感情方式，也表现在提供了新的文学表现规范与样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定“五四”文学在实质上是归属于现代范畴的。只不过这种现代性是思想领域的现代性，文学上的相应变革毋宁说是为了更利于思想的传播。所以我们宁愿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
强调“五四”与白银时代文学在“现代性”上内涵不同，并不是要为“五四”文学的不足进行开脱，而只是想指出回到概念所由来的语境的重要，因为单纯的概念比较，容易掩盖概念最原初的意义和被概念所概括的事物的特殊性，就“五四”与白银时代文学这一具体实例来说，还将遮蔽“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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