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借鉴与互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作者：周晓燕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化研究热逐渐升温，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论著一一被译介进来，国内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较多地关注文化研究，并试图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实践。这是继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理论的引人注目的引进。不过，文化批评的兴起，除了有流行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可资引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给文化批评的存在提供了大的氛围。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进入反思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就是这一时期社会情势在文学上的反映。随后，文学批评中直接诉求于纯粹政治的政治化文学批评开始转化为政治—社会批评，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论争，已将文学批评研究融入到文学与文学之外诸种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强劲的冲击力。文学逐渐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批评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而转为关注自身，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一次新的转向。关注文学内在发展和美学意义的形式主义批评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实际已经包含了某种文化批评的意味。
在90年代，从经济基础开始的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并对文化领域产生影响。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化和多元化格局。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潮汹涌，意识形态束缚相对松动，社会生活中大量时效性、消费性行为对文学艺术领域产生震荡效应，大众媒体对文学作品的商业式炒作，使得文学作品的商业价值受到空前的重视。各种媒体都表现出对加大产品文化意味的共同兴趣。含有“文化”字样的标题，声称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专题片、专栏先后出现在电视屏幕、报刊杂志以至网络上，烘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热。
以大众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文化格局为文学批评的又一次转型提供了现实依据。多元化的文化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全方位、大容量的各类文本的出现，首先对文学文本原有的领地造成了压力，从而引发了文学批评的变化。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家开始力图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借鉴理论和方法去解读当代文学现象。而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思潮，正契合了国内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在需求。
因此，可以说文化批评的兴起，既有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与文学批评所处的当下现实状况有关。
从积极意义上看，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入，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对中国文学进行多种阐释的资源，并作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工具。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应用还只是处于借用、模仿和照搬阶段，不足与缺憾十分明显。
从研究模式上看，文化批评主要都沿袭西方的文化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失于简单模仿。别人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性别和社会阶层，我也如此照搬，表面上看似乎问题意识很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问题大都不是从自己的研究中提炼而出，更多的倒是直接从西方的文化理论中搬运过来。所以，国内文化研究涉及的问题几乎没有超越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围，提不出自己的问题。
从研究对象看，文学意义上的文本从批评中消失了。传统文论中的语言、叙述、结构、叙述技巧、人物塑造等要素，淡出了批评的视野。文本往往不再被当作文学形态的存在看待，而是成为种种文化理念的载体。具象文本不再被视作个体性的生命存在，于是无需再深入其内部，去体验它的体验，去感悟它的感悟，更不再将它作为一个美学对象，而是要么将它置入某个大文化命题的表述脉络中，以此来对它进行描述和定位，要么就是从中抽象出某个文化价值命题，然后在逻辑层面自足地展开分析。在这种状况中，文学性文本遭到了放逐。作品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附加于文本之上的文化标记；作家消失了，他仅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入批评家的话语链。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作家之被批评家们谈论，往往并非是他的创作个体风格，而是他的宣言，他的文化姿态与立场；一部作品之被批评家们看好，往往不是因其艺术特色，而且因为从中批评家可以演绎出他们所感兴趣的文化话题。就这样，文本的美学价值让位给了文化价值的挖掘，作品的相对独立性丧失了，它一诞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评家视为是他们所关心的文化价值话题的注解或文本；而作品的美学努力则变得可有可无，只要它能提供出批评家所感兴趣的文化价值话题，即使是一部在美学上明显粗糙的作品，也照样能够获得足够的喝彩。目前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在运用文化理论研究文学问题时，比较多的还是偏重于理论方法的运用，轻视对象的特点研究。他们往往从理论预设的目标出发，罗列一些与这些理论要求相一致的文化现象和材料，最后得到的结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不是“现代性”影响的结果，就是“全球化”的体现，让人无法感受到当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多样性，也无从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现代性”、“全球化”背景下，作家作品类型的多样性和作家作品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说到底，在这种文化研究视野中，具体研究谁实际上已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认同所谓的“现代性”、“全球化”。
从对文化批评意义的估价上看，显然是过高地判断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一些国内的文化研究者夸大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譬如对大众文化、当代影视艺术、性别和社会阶层的研究等，这些当代文学研究中最为集中的论题，在他们看来，都是文化研究影响的结果。但事实上未必尽然。从国内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研究并没有完全取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职能和地位，文学研究依然有着自己的发展空间。甚至不少文化研究者在分析文化问题时，也不得不关注到当代作家的写作和文学创作的情况。事实上，就是在西方，文化研究也没有取代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相辅关系。一些人认为像大众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是原有文学研究中所没有的，得益于文化研究。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当代文学研究本身在这些年来，也在作调整。原有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逐渐呈现出来，并非就是文化研究灌输给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相反，是文学实践向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提出的课题。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最富有深度的思想，还不是文化研究提供的，而是在文学批评和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和思考。
那么，如何看待文化批评的兴起？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能不能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能不能对于建构新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文化批评的兴起是文学批评理论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一种顺应时代的求新求变的努力。与20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文化思潮时的时代背景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得文化批评的引入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适宜的基础。这与过去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时多多少少存在的盲目性、标新立异性和浮躁心态不同，似乎更多地体现了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选择。
其次，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差。一是简单地将文学批评等同于对作品叙事、修辞、人物性格等表现方法的研究，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对作品文化性内容的分析。二是将文学批评理解为以阐释作品为目的，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将作品工具化来服务文化目的。这样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就不可能看到两者可能结合的内在因素。如果说文化批评是外在于文学的批评，但起码它的起点是文学文本本身，不过是将文学批评引入到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当中。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也远不是简单的对某些文学审美因素的言说，过去的文学批评史并不简单地就是一部美学批评发展史，它对于“外在”于文学的文化问题的关注，往往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两者的批评视角不同，我们似可以将文化批评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而将文学批评称为“文学性的文化批评”。
比如，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化内容，其性质和意味显然是不同的。一部作品的人物，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人物，它所描述的世界也不等同于现实世界，而是作家构筑的一个自己的艺术性文化世界。若将文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类比，或借此来考察现实社会，那就是不重视文学特性的文化批评，是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比如从《大腕》和《大话西游》中提炼出消解性的当代文化思潮，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更不用说会忽略文学与文学的差异。比如“反封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文化性课题，“个性独立”是由这一文化性课题派生出的共同的文化观念，而“离家出走”则可以成为一个“文化意象”，并可以概括子君、觉慧等文学人物形象，也可以概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相当一部分作品，更可以概括王朔笔下的《顽主》，但这种概括与我们把握作品不同的文化性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而“文学性的文化批评”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世界的门槛。作品的形式与技巧，只是文学内在世界派生出来的。静态的、分割式的研究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无助于研究作家如何产生自己的形式与技巧。
因此，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仍然可以找出两者或明或暗的内在关连，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发展中值得探索的有益方法。
从上述文化批评发展中所暴露的不足和缺憾看，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文化批评能不能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相结合、相互补充，也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植根于中国文学的语境，避免过去生硬照搬、脱离实际的弊病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批评一经兴起，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认定文化批评是一种与探讨文学的“内在规律无关的”外部研究，甚至是传统文学社会学或庸俗社会学的回潮。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对于数量众多的学者与批评家的长篇访谈。在这篇题为《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访谈中，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还能否回到文学？”在回答这个本身就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问题”时，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比如：有学者认为：“……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它仍然存在着强加给文学太多的意义、象征，从而使得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文学批评的‘场’，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我不希望太多的批评家一头扎进文化、思想或精神而走失。”更有学者认为：“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更加缺少学术规范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转向，把目光转向更加庞杂的目标，就文学而言这是一个虚化了的目标。批评家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和分散到了更大的文化问题上。”从而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阎晶明：《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太原日报》1999年9月6日）如果这些批评是出于对庸俗社会学回潮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看到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或“外在研究”的相似之处，或笼统地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它掩盖了出现于我国20世纪末的文化批评与流行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传统文学社会学在表面的相似后面的深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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