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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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