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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论“观物不切,体物不亲”




张文成《游仙窟》描摹生动,而节目粗疏①,不顾时逐事迁,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于是有声有色,而不类不伦。深宵开宴,睹梁间燕子双飞;黑夜涉园,见“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元曲如郑德辉《㑇梅香》第二折樊素唱②:“趁此好天良夜,踏苍苔月明。看了这桃红柳绿,是好春光也呵。花共柳,笑相迎,风和月,更多情。酝酿出嫩绿娇红,谈白深青。”郑氏如言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也。学者斤斤于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窃谓此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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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文成:唐张鷟字,有《游仙窟》小说。
  ②郑德辉:元郑光祖字,有《㑇梅香翰林风月》杂剧。


  这一则讲作品中“观物不切,体物不亲”的毛病。张鷟的《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在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后来又从日本传入。写路过神仙窟,受女主人十娘五嫂款待的故事。其中“描摹生动”,如写十娘:“天上无双,人间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才舒两颊,孰疑地上无华;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这里用弱柳比腰,横波比眼尾。不仅用比喻,还比优劣,颊比花,说“地上无花”,即无花可比颊,颊胜花。用眉比新月,说“天边失月”,即眉胜新月,所以“失月”。这些即“描摹”生动。小说写张郎初见十娘时,向十娘借宿,进入门内,“于时夜久更深,沉吟不睡。”这里已写明夜深了。后面却写:“五嫂曰:‘张郎新到,无可散情,且游后园,暂适怀抱。’其时园内,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其时,园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应弦而倒。”先写入门已经深夜,经过饮宴后再游后园,没有过夜,忽又变成白天,这就是“节目粗疏”的一例。钱先生因称为“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
  钱先生又指出郑光祖《㑇梅香翰林风月》,写丫头樊素教小姐夜游花园,看到桃红柳绿。所以钱先生称“郑氏如盲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郑氏指小姐,听丫头唱,所以是以耳为目,樊素在夜中能看见景物,所以是“如女鬼”了。不过《㑇梅香》还比较好些,因为那夜有月,所以还可看到一些,只是不可能像剧中写的那样色彩鲜明。《游仙窟》写深夜游园。“余乃咏花曰:‘风吹遍树紫,日照满池丹。’”不写月明,却写“日照”’与前写夜深相矛盾了。
  钱先生又提出“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上:“元人作剧,曲中用事,每不拘时代先后。马东篱《三醉岳阳楼》赋吕纯阳事也,《寄生草》曲用佛印待东坡,魏野逢潘间,唐人用宋事”;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琵琶记》使事大有谬处。《叨叨令》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涧’,《鲍老催》云:‘画堂中富贵如金谷’;不应伯喈时,已有唐文皇、石季伦也!”马致远的《三醉岳阳楼》是写唐朝人吊洞宾的事,但在这个剧本里写了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魏野和潘阆的事,这是时代错乱。高则诚写的《琵琶记》是写汉朝蔡伯喈的事,里面写了唐朝的小秦王,晋朝的金谷国,这也是时代错误。但是戏剧小说跟历史不同,这样的时代错误,好比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假定生在吕洞宾时代应该怎样表现,这是癣疥之疾,不算大毛病。至于“观物不切,体物不亲”,那就不符写作的要求,成为“腹心之疾”了。这里又提到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即指文章中的时代错乱。如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曹植初封陈王时,王粲(仲宣)早与应玚、刘桢同岁俱殁矣,所以曹植不可能命王粲作赋,这是时代错乱。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即认为这样的假托是可以的。“即就此赋而论,王粲之年寿不必与事实相符,而王粲之词旨不可不与身份相称。”这篇赋写王粲说:“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王粲是魏臣,曹植是魏的藩王。王粲“对大魏之藩王,谀敌国之故君,且以三分之吴与一统之汉并举而颂祷其业盛道光。罔识忌讳,至于此极,难乎其为文学侍从之臣矣。”王粲是魏的文学侍从之臣,说话不应失去身份。钱先生认为词章不妨假托,所以有的时代错乱还不必计较。但作品中人的说话,不可不与他的身分相称。在这里,钱先生认为小说院本的时代错乱还是小毛病,观物不切,体物不真才是大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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