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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方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熬白,神情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瘢。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1500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30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腰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竟,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 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300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 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米、10米、20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悟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梁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梁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样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我哪一只手心?”中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中中中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大枪。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轮着供应。男女分灶,只能扎在男人堆里,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末闻的奇事。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不敢吱声。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不像如今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场,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二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 为了探矿,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这天,我们正走着,突然间,空谷里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我茫然地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地味道。 我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沙沙乱响,还没等我作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无比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膘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操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自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瓜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牲!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调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不但沾着狼的血,带有哆目糊和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右派”,竟然教恶狼变成独眼龙了!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 显然是助威, 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疙瘩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你;我就怕你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了。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你的名字赖,你看,你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哈哈大笑。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的确是为了找到铁矿,完成任务,哪怕是立上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 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怪异,把儿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 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死命!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记住,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般般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人生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20天;1984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罢。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这句俗话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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