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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设立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问题。 从科学性质来考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集中为宜的，比如需要特殊设备，在目前甚至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各地方都设置的；第二是可集中可分散的；第三是以分散为宜的。 凡是研究对象具有地方特点的就应以分散为宜。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最好是各民族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比较小的民族或是社会历史上密切联系的民族，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又比如动植物矿物等，也是有地方性的，各地区有各自的特点；应当在草原地区配合畜牧业，在海滨地区配合水产业，在高山地区配合林业等成立研究中心。这些地方性的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推动这些学科经常性和长期性的研究是有利的；而且可以更密切的配合各地方的建设事业。 当然，设立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并不等于说不要中央级的研究机构。相反的，由于地方性的机构的成立，更需要中央机构来加以指导和联系。比如各民族成立了社会历史研究机构，就更需要有一个联系各地方的机构，并且进行有关各民族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的中央机构了。反过来说，如果只成立中央机构，具体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分散到各地方各民族中去进行，如果各地各民族中没有研究中心，就只能采取工作队的方式，工作上自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说明，像这类学科地方性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 从已有人力的利用来考虑，也是有些宜于集中，有些宜于分散。如果一种学科专家人数很少，而又以密切合作为宜的，当然以集中为有利。如果专家人数少，虽则在工作上不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过早分散到地方上去了，就会缺乏机动力量调度不灵。比如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从学科性质说宜于分散，但是目前这方面的专家太少，如果现在就要遍地开花，事实上做不到。现在这方面一些稍有基础的学者还谈不到专门研究哪个或哪一些民族。因之，已有的人力需要集中调动，按需要重点使用，这是地方研究机构做不到的。目前还只有采取工作队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但是这种办法不应当看成是正常的而且应当赶紧培养力量，使地方性的机构能早日建立起来。 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各地方的高等学校里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如果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那就会影响各学校的工作，也就是影响新生力量的培养，那是不相宜的。要充分发挥这些力量，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就可以起作用。比如云南的动植物是科学研究的好园地，在昆明建立一个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就可以充分利用云南地方上各高等学校里这方面的人才。再从提高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质量来看，分散一部分科学研究的专家到各地方上去，协助各高等学校和研究工作者是有好处的。这些分出去的科学力量，加上各学校的教师，可以培养成地方性的科学中心。这样说，属于第二类可集中也可分散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有一定条件时，适当分散是好的。 总的说来，除了若干不宜分散的科学研究工作外，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适当分散，在分散的基础上加强联系，提高集中。 2．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等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我是认为这三方面的科学研究应当从对象、要求等方面有所分工的。业务部门的研究应当以当前业务上极需解决的问题为主，高等学校以有关教学上的问题为主，科学院以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全国性的问题等为主。 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分工并不容易弄得很明确。事实是如此，因为科学上许多关键性的问题的知识都是和教学有关的。教学应当经常赶上科学的发展。教师们不自己参加这些研究也不容易把自己的教学内容提高到当前的科学水平。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以目前高等学校里大多数教师来说，他们的水平还不是很高的。事实上还需要通过一般的研究工作来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使得他们能更好地掌握材料。为这多数教师着想，研究工作的要求还不宜太高，甚至可以把编写讲义、做读书笔记都列入科学研究工作范围里去，对于这些教师，科学研究直接为所授功课服务，愈密切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争论是不多的。 另一方面是高等学校里也有不少在科学上有地位的专家。怎样使用这些专家是一个问题。所谓研究重点摆在那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怎样加以利用，才对国家最有利的问题。 先从高等学校来着想，这些人是教学的台柱，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如果把他们拉出学校，影响确是很严重的。小则一个教研室，大则一个系会发生瘫痪。现在一般高等学校里这种人是不多的，从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系来说大多不过一个两个这样的教师。这种人一走，不就要垮台么？学生首先要闹，学校也不好办。这是实情。不承认这一点来考虑问题是不切实的。 在学校里，这类人是不是安心呢？并不都安心，而且很多不大安心。所谓“人心向院”主要是指这些人。为什么不安心？我估计是第一，教学任务太重，抵用的人不多；能用的就拼命用。加上缺乏助手，或是助手不太抵用，这些人的工作是很繁重，而且很琐细，很多是令人头痛的事。第二，感觉到自己空虚，凡是知道一些科学行情的人，一个时期不赶路，就会明白自己落了后。心里会很急。一年多以前，高等学校里不奖励科学研究，甚至有些地方反对科学研究，这些人心里有苦闷，也无可奈何，现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急于要补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三，各学校科学研究的条件，过去一段时期里虽则有了改进，但是究竟赶不上专门的科学研究机关，而且有些学校对于科学研究重视还不够，不能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有人认为“人心向院”是科学研究机关向高等学校拉人拉出来的。我觉得平心而论，主要还不是这个原因。高等学校能重视科学研究，能改善科学研究条件，人心是会安定在学校里的。 我的看法：有研究能力的专家，除了必须集中才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者之外，以留在高等学校里为宜。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也使研究工作者经常和青年学生，和教师接触，不仅可以培养新生力量，而且对于研究工作者自己也可以经常受到新生力量的推动和鼓舞。这种刺激是很有用的。把一些老头子和年轻人隔离了，两方面都不好。当然，如果新老关系搞不好，那又当别论了。以目前情况来说，搞好新老关系也是安定一部分老教师在学校里工作的必要前提。 既然要留住大部分科学研究力量在高等学校里，同时又要顾到当前国家建设上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所以高等学校也应当接受，部分和教学工作关系不很密切的研究计划，并且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这些教师能有一定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一类的研究上。 3．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想现在似乎还谈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问题。要发展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基本的认识问题要澄清一下，问题是不少的。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是怎样发挥许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问题。我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 问题是出在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这些全是敌人，是毒素。如果采取这种看法，新旧社会科学是对抗的，接不上头，也没有接上头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资产阶级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问题，虽则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他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来说，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虚假的，都是些和客观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错觉。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一部分的知识还是应当有用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统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没有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凭什么全都否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没有任何遗产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旧的社会科学只有毒素，那么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问题。消完了毒，从头再来，自然不及没有受过毒的人学起来更快些了。他们是像背了包袱赛跑，愈跑愈慢。如果认为旧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么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个改造的问题。他们经过改造。还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经过改造，他们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了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现在，我觉得第一种看法还是较占上风。因此，很多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了科学队伍，或是在队伍里发挥不了作用。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对于发挥潜力是不利的。 社会科学的队伍里， 新旧不接， 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这个队伍的力量自然是不会太壮大的了。力量发挥不出来，成绩也就不会显著，摆着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动了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谈不到提高了。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轻视，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队伍里自己没有团结，没有发挥力量的结果，怪不得别人。 我认为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码的一步。 （原载《争鸣》1957年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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