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汪曾祺对文学语言发展的贡献
作者：沈 琼
五四时期，废文言兴白话其实就是大众化的开端，“提倡白话文就是提倡大众化，要使更多的人看懂”（王瑶《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但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驱，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使得他们的一些文学语言成为“半欧化”的知识分子话语。更由于全面的反传统的文化策略及现代白话还处于未成型阶段，使“五四”新文学的大众化并没有落到实处。“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得干枯，少有余味，不适用于文学”（傅斯年《怎样作白话文？》）。如此，形成了形式上的通俗与内容上的艰涩，使五四文学实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即使“五四”经典作品也是如此，虽句句白话，整段却不能明白如话，并没能使现代白话通俗化、大众化、民间化。事实上，一般的读者尤其是传统的老百姓，可能读得懂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尤其是通俗易懂的水浒传，却未必读得懂用白话文写作的《狂人日记》与《野草》；背几句唐诗不成问题，却未必爱读《女神》。
正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本身的生涩及太过书面化、欧化，没能使“更多的人看懂”，才有了30年代的大众语之争。众所周知，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他所倡导的语言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学以来语言的书面化和西洋化的反驳。同时，因古典传统虽来自民间，但经过文人墨客的雅化处理，因而古典传统也基本被赵树理放逐到视野之外。正是受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制约，赵树理文学语言观的建构便失去了两个重要的纬度，忽略了文学语言本身的审美性功能。
因此，无论五四文学的过于书面化还是赵树理的过于口语化、大众化，都没能使现代文学语言成为多维结构的文学语言，真正确立了自己民族形式的当属横跨现当代的汪曾祺。
汪曾祺在《林斤谰的矮凳桥》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足见汪曾祺对小说语言的重视，他对民间、古典、新文学这三种传统之态度是兼收并蓄、拿来所用。“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民间文学的味道并不比赵树理的作品弱，试比较：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人身上。——赵树理《登记》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汪曾祺《受戒》
表面看，二者的语言十分相似，都倾向于口语化，但前者是一种评书体，从整体上无法形成一种特殊的话语蕴含。后者总体看讲究骈散结合，使得语言既生动活泼又古典传神。因而，他对赵树理是有所超越的，对古典和新文化传统并没有偏废，并希望“古今中外熔为一炉”（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从汪曾祺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谓的书面文化实际上是以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果为其基本框架，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学、文化为其底蕴，适当吸取外来文化的文化系统。他说他就是从契诃夫、海明威的语言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他充分发挥汉语言的诗化功能，立足于民族的土壤，将中国现代白话语言又提升到新的文化境界。
沈琼，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