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帕慕克和他的《我的名字叫红》
作者：云也退
奥尔罕·帕慕克的获奖是一个好兆头，委员会古怪的老先生们终于意识到，庆祝的人群里出版商的数量不应该比读者更多。帕慕克在那趟官司之前就已经颇有名声，而且他自身条件也齐备得让人瞠目结舌：小语种，第三世界国家，伊斯兰文明，常年跟当权者不对，所在国家的同行里也没有拿奖的前科——四美具，二难并，有利条件他都占全了。
这样说没有抹煞其才华和成就的意思。帕慕克作品从第一行字开始就透着深厚的抱负，让惯读纯文学的人喜上心头。《我的名字叫红》被国际文坛公认为拥有一个可以跟《百年孤独》媲美的开头：“我现在是死人，是井底的一具尸。”作家都有给自己写墓志的癖好，但帕慕克的确能激起读者勒石为碑的冲动，因为整本书宏大、精深、波澜壮阔，令这个开头犹如镶着宝石的塔尖。作为小说家，帕慕克懂得该怎样让每一章、每一段乃至每一句的重心落在最恰当的地方，怎样让小说的内涵足够厚实。
没有必要去研究帕慕克的身世，我们只需知道：当他在祖国四处旅行的时候，他就在内心细细地串联古-今、东-西这两对范畴。《我的名字叫红》截取16世纪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个断面，把这四个领域完美组合到了一起。读者进入故事直至阅读过半的时候，也许还会把它看作一个破案故事，四处搜寻关于凶手身份的暗示，但看到奥斯曼大师自刺双目之后，应该都会放弃这个打算：显然，把悬念维系到底并非作者的唯一追求，他最大的愿望毋宁说是代表伊斯兰文化发言；不是为细密画家笔下所谓“真主眼里的世界”的正当性辩护，而是想告诉读者尤其是西方人，这个只有信仰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世界几百年来和他的民族彼此融为一体，任何一种割裂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血流成河。
帕慕克对土耳其政府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认为政府无视传统与人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当初选择现代化作为民族富强之路，乃是势所必然，但是现代化进程要在国家肌体里最大限度地剔除宗教的成分，这是许多土耳其人民，特别是底层的贫弱者所无法接受的。当权者无视这一矛盾，甚至把那些抗拒者放入现代化车轮底下碾碎，令帕慕克无法容忍。因此，他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展示了一个相似的困局：伊斯兰细密画的最高掌门奥斯曼大师早已预见到，来自西方法兰克人的阴影和透视画法代表了绘画的大趋势，但仍要为守护自己的画派而奋死挣扎。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奥斯曼大师手下的四位细密画家奉命按照法兰克人的画法为苏丹绘制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此期间，外来艺术的诱惑和对自身之根的珍惜之间的对立，令他们内心饱受煎熬，终致发生内讧，画家高雅先生被另一名同行杀害。但是，凶手的内心也是痛苦万状：
“我能感觉到心中的魔鬼不是因为杀了两个人，而是我画出了如此的肖像。我怀疑我之所以杀死他们，其实是为了创作这幅画。可是如今，孤独让我感到恐惧。……你们也都明白了：我杀死他们两人，是为了让画坊像从前一样延续下去，安拉也必定明白这一点。”
杀人者和被杀者的精神都濒临崩溃，他们无法确知自己的行为是对伟大细密画艺术的拯救还是背叛。在困惑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走向极端。我们这些早已歆享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无法体会这种精神上的苦楚：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受一套宗教系统的规制。
痛苦直接来自两大文化的碰撞。帕慕克曾无数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大桥上驻足沉思：这座横跨两大洲的桥梁是两大文化之间关系的缩影--它沟通两者，但沟通本身表现为反复的、长期的冲突。帕慕克告诉我们，细密画在透视画法的冲击下的没落灭亡，并不仅仅是一桩艺术史上的事件：从一个单向度、充满虔信的中世纪伊斯兰艺术观转向一个讲究多向度、多声部、多元化的西方艺术观，意味着割断一整个民族传统，抛弃一整套世界观--这种艺术上的碰撞乃是社会动荡的一个侧面，人的观念为此受到的冲击，足以达致惨烈无比的程度。如果仅仅把这种后果归咎于伊斯兰教教义的极端化倾向，归咎于教徒们的冥顽不灵，显然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因此，瑞典委员会的评语才说，帕慕克的思想探索是追寻伊斯坦布尔的“忧郁的灵魂”。“忧郁”来自一种长期的挫败感，是“他必兴旺，我必衰落”的历史宿命带来的深深的沮丧。假若说任何民族都要面对传统文化的负担，那么这种负担在帕慕克的民族那里就显得格外沉重。奥斯曼大师自刺双目，是为了实践“所有细密画大师最后都归于失明”的训诫；在我们看来这是为了逃避，因为“真主眼里的世界”本不是真实的世界，细密画家笔下的造型都是有悖现实的。但是，“失明”本身悲剧色彩毕竟让人唏嘘不已。嬗变之艰难，抉择之痛苦，局外人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
令帕慕克感到遗憾的是，当今东西方愈来愈势同水火，历史教训并没有给后人以任何触动。帕慕克说，即便亲眼目睹了双子楼倒塌，他也不会把“9.11”看作东西方之间的较量--这样说并非否认事实，而是一个事关方法论上的问题：东西方对“冲突”的命名和理解都是错误的。《红》传达给读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那就是：“东”和“西”作为一般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对这两个概念过于顽固的信仰和迷狂，却会埋下战争的导火索。帕慕克近年来一直在抨击土耳其国内的专制，乃至为此惹上震动世界的关于“有辱国格”的官司，正是因为他痛感该国的知识分子、媒体和新闻机构都太看重西方之“西”和东方之“东”了--不需要疯狂的独裁者，只需这一根深蒂固的偏执信念，就足以同时摧毁本国的民主和外国的信任。
奥尔罕·帕慕克还原一段历史，希望能换取今日世界的警觉：文化不可能自我封闭；对“异己”要有最低限度的尊重性认同，对自我中的“他性”要有清醒的认知。一俟冲突发生，只有充分的换位体察才能缓解心灵上的创痛。诺贝尔文学奖发给帕慕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位作家的苦心：两种文化的冲突不是一场必有一伤的斗争，而是衡量整个人类进步程度的试金石。
比日落更残酷的美
或许在未来的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奥尔罕·帕慕克的文学作品大大增进了世界对土耳其的认识。和俄罗斯、埃及这类跨洲国家相似，土耳其历史中的文化冲突内容十分丰富：奥斯曼帝国是脚踩光辉的拜占庭文明和古老的波斯文明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政权，横跨两大洲的三大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为土生土长于斯的帕慕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
中国读者有幸在2006年10月12日之前就领教了他的名作《我的名字叫红》，但很多人读后并无太多满足感。当这样一本有着犯罪和侦破小说的形式的作品揭开谜底的时候，早已眼花缭乱的读者们恐怕已经很难兴奋起来：鹳鸟、蝴蝶和橄榄三个嫌疑犯，虔信宗教的画家和钟情绘画的信徒，他们的行为都包裹在翩跹冥想之中而难以捉摸，三个人的陈述与其说是在透露线索，不如说是作者在借他们之口谈近代伊斯兰绘画艺术的规范、共识及争议点。而“杀人”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需要，“破案”本身无非是讲述一段艺术史往事的载体，充满了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社会特有的普遍仪式化。
但是他不属于那种靠制造阅读障碍博取瑞典皇家学院青睐的作家。帕慕克具体而微地再现历史，有其知识性和人文性的关怀：一方面他要为一个不那么得人心的帝国的成就正名，另一方面，他也要让现实在往事中有所镜鉴。为了在谋杀犯留下的一幅画中寻找线索，细密画的掌门奥斯曼大师带着主要叙事人“黑”走进苏丹的宝库，帕慕克笔下，两人在幽暗烛光下披阅精美图书的画面读来犹如身临其境，令人屏息凝神，跟随剧中人一同领略奥斯曼帝国在文化艺术上的辉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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