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多福巷１６号
作者：阎 纲
年，《文艺报》刊出《再批判》特辑，平地一声雷：“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丁玲猜得出这是谁的手笔，不然，谁会有当年那样的慈悲和当今这样的威严?他赐予她恩惠。又扼住她咽喉，他永远代表真理，她只有顺从。
春天到了，东西运走了，整个院子空了，庭前的海棠开了，繁花依旧，丁玲坐在葡萄架下陷入沉思。
刚刚越冬的葡萄藤，没有一星半点的嫩枝绿叶，形容枯槁。
丁玲前脚搬出，我们后脚迁入，屋里院内，依稀可见丁玲的身影。葡萄的枝叶依然枯萎，葡萄架下保存着痛苦的记忆，记忆折磨着气盛一时的“文小姐”、“武将军”。1936年，她32岁，保安的大窑洞里众星捧月，看稀罕儿，感喟有加，热情过分，又是宴请又赠诗；47岁时，1951年夏，也是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大驾屈尊，喜相逢，受宠若惊，手挽着手，热泪欲零还住……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以至于落笔惊风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香花变毒草。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丁玲再忆当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20年后，“招待出牢人”的人又亲手将出牢者下牢入狱。
6月，54岁的丁玲举家放逐，戴罪边陲。多福巷是命运的拐点。挥手自兹去，再不回头。
文联大楼对面的黄图岗，有作协的几户人家，此外，上班最近的就数我了，遛个弯儿就到，但是，我上班必须骑自行车，而且得早早出发。
大炼钢铁!基干民兵操练!东城、西城满天飞，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的、小的……国家国家，保国还得顾家，“公而忘私”，又像没有这个家。
我们作协，土法炼钢，“小土群”的炉子设在贡院西街1号原《文艺学习》院内。炉火熊熊，照亮漆黑漆黑的夜。人们疲劳又兴奋，将捐献和搜罗的“废”铁投入革命的熔炉，顿感劳动之豪迈。直立两旁的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大睁两眼，神情异常激动。我负责产品送样检验，半个北京城来回奔跑，可想而知，含碳量多么超标!不过。心里装着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和15年左右“超英赶美”的大目标，革命加拼命，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心甘情愿。
早出晚归，一天累个贼死，一门心思为炼钢，看胡同的一切都那么平常一般。其实，哪有功夫仔细端详胡同里的一切!
时过不久。新修华侨大厦，巷口上16号院连根铲除。我们几家又都搬了出去。
明清以降，世事多变，街名、胡同随之更名者应是常事。且不说王寡妇斜街改名王广福斜街，哑巴胡同改名雅宝胡同，猴尾巴胡同改名侯位胡同，粪杖胡同改名奋章胡同，人们不觉得可笑，就是文革时期豆角胡同改名“红到底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改名“学毛著胡同”，大家也见怪不怪，像是应时小菜，尝个新鲜。多福巷毗邻大豆腐巷，“多福”者，豆腐也，心想，应是“小豆腐巷”更名无疑。可是错了。今年3月，我特意走访胡同的街坊，从西走到东，从多福巷走到大豆腐巷，都说没听说过多福巷改过名。有位老年妇女，好记性，口齿伶俐，从她记事起，这条胡同就叫多福巷，打日本鬼子那阵儿也叫这个名字。她说，多福巷靠北这一排住的全是日本人，并指认说，你们住过的这座四合院，当年住的也是日本人。日本投降以后，他们腾出房子，离开北京，我家老祖宗才搬了进来，我家门牌13号，丁玲那会儿是16号。丁玲在的时候，热闹着了，洋人出出进进，一反右。两口子的脸耷拉了下来，一身的霉气，大跃进，俩人不见了，“然后你们搬进来了吧?面生啊!噢对了。盖大楼又把你们轰走了?”
3年后的1961年冬，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阅读全年的长、中篇小说，走进云松巢，迎接我们的是夏更起。前面说过，夏更起，作协的老熟人，丁玲的公务员，从1951年起，相伴丁玲一家整7年，丁玲遇难，终被调离，到这里做管理员。我告诉他，全家离散后，你亲手栽培的海棠开花少了，一架枝叶繁茂的葡萄奄奄一息。
夏更起山东人，做得一手好鲁菜，顿顿像过年。困难时期，大家饿晕了。他悄悄告诉我说：几天下来，你的浮肿就会消去。
丁玲沦落北大荒，12个严寒酷暑，自食其力，依然不领国家的工资。我的一对儿女(阎力和阎荷)，却进了北小街中国作协幼儿园，在丁玲用她所得的全部斯大林文学奖金捐赠的这所幼儿园里渡过幸福的童年。
丁玲把一切献给党，坏事都是撤旦们干的，自己忍辱负重，甘当普行僧。
198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丁玲回延安，陈明照例和她肩并着肩，诗人曹谷溪陪同参观杨家岭。快到中央大礼堂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座谈会结束时的合影。丁玲指了指相隔毛主席只有三个人的她自己，眼前一亮(丰润的两颊，大大的眼睛，很年轻)；然后，指了指照片上中心地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丁玲离开延安的第二天。我和周明不期而遇地，也站在这帧大照片的面前，曹诗人介绍说，丁玲指了指毛主席，稍许停顿，然后轻声沉吟着：“后来——变了!”
华侨大厦东南角的旁边，现代文明的底下，永镇着的，就是丁玲和我们两代人的故旧老家。
时代变了，旧梦难圆。老舍先生说：“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于我，全不熟悉。院内几家什么摆设?小巷深处卖豆腐?一概不知，只记得疼爱男孩的张佩芬紧抱住半岁的阎力不放，在海棠树下照了张相；只记得胡同口上冰糖葫芦五分钱一小串，但是没有听见“哎嗨，冰糖葫芦嘞，哎呕!”的叫卖声：只记得大柿子最贵一毛一斤；只记得鲜花掩映的四合院里刻录下丁玲一生的荣辱：傲然的笑声和绝路的哭泣。
迄今50年矣!路过多福巷，耳边总响起《茶馆》里王利发掌柜指天捶胸的呼喊声：“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呜呼，拆的拆了，死的死了，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殷鉴不远，悲剧难再，别了，多福巷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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