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灯下漫笔》的个性化解读
作者：曹 权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对这篇文章重新解读一番。
首先，从文章的思路来看。作者开篇叙述了“民国二三年的时候”，自己的（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的）一次“兑银”的经历，并顺势由叙述转入议论：“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接下来，作者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人”的处境，回答了为什么“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问题。在这里，“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正是“中国人”历史境遇的真实写照。最后，作者提出，“我们”不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并号召“现在的青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这一思路来看，非常明显，文章的观点应该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而作者的矛头所指，是“中国人”的奴性人格。
其次，从文中议论部分居于各段关键位置，对各段内容起着总领或总结作用的句子来看，这样的句子主要有：
“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第五段）
“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的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想来就很好的。”（第六段）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第七段）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第七段）
……
古人云：“文章者，立片言以据要。”以上列出的句子，或居于一段之首，总领全段，或居于一段的末尾，对该段的内容进行总结、引申，或对某一层次的内容进行总结。这些句子，其作用堪称“据要”，而数量已远非“片言”所能形容，足足占了全文议论性内容一半的篇幅。而这近600字的内容，每一句涉及的对象，无非是“我们”、“百姓”、“中国人”之类，这同样显示了这篇文章矛头所指的主要对象——奴性人格的主要载体——中国人。
当然，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的批判对象还涉及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暴政，但是，如果把这二者联系起来考虑，正是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在客观上维护甚至助长了封建暴政，而封建暴政又强化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这种特点，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同样作了猛烈的抨击：“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可以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揭露，与《记念刘和珍君》的这段感慨完全一致。
第三，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就是要拯救国民的灵魂，这一点已是尽人皆知。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过的“看客”，《祝福》中围绕在祥林嫂周围，同是“奴隶”的麻木的人群，《药》中的驼背五少爷等冷漠的茶客，直到把奴性表演得淋漓尽致的阿Q，可以说，在鲁迅的作品中，有着一个自觉的奴性部落，或心甘情愿的奴隶团队，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鲁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不也是在情理之中吗？
综上所述，文章的观点，只能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而作者批判的指向，也只能是中国人的奴性人格。这里的“中国人”，既包括作者自己——这与鲁迅先生一贯的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包括统治者——一切统治者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奴隶——“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而最高统治者在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前，也是另一位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同样有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欢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忧虑。正是这些处在不同阶层的“奴隶”，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悲剧、闹剧和人吃人的惨剧，形成了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奴性人格。
曹权，教师，现居内蒙古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