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试析《史记》中谋士的人生轨迹
作者：姚海燕
谋士绝大部分出身低微，被司马迁奉为谋士典范的吕尚，虽“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但到吕尚这一代已沦为庶人。而曾“威信敌国”的蔺相如曾也只是“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哪怕在演绎了“完璧归赵”、“渑池会”两段传世佳话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后，还是因其卑微的出身被大将军廉颇怒斥为“贱人”。苏秦和张仪堪称《史记》谋士中耀眼的“双子星座”，战国舞台上风光无限的绝对主角，但两人均出身贫苦农家。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少时家贫，“家乃负郭穷巷，以敝席为门”。西汉谋士公孙弘为“齐人，少时为狱吏，免，家贫，牧豸海上”。低贱的出身，让谋士的崛起倍加艰难。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弗乱其所为”，要想“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么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谋士们就注定要接受命运的考验，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漫漫长路上苦苦求索。例如，“少好刑名之学”的商鞅虽“以强国之术”使秦孝公“不自知厀之前于席，语数日不厌”，继之发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时代最强音，并在秦国成功的实行了变法，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但追溯到商鞅还是“卫鞅”时：在魏国，虽“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并得到病中公叔座的赏识，称其“年虽少，有奇才”，嘱咐魏惠王“举国而听之”，否则“必杀之，无令出境”，但之前“嘿然”，而后无奈“许诺而去”的魏惠王根本就没将“有奇才”的卫鞅放在眼里，因而公叔座死后，商鞅在没有被魏惠王委以重任的同时，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恐怖袭击。为寻找新的政治机会，商鞅“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不幸的是传说中求贤若渴的秦孝公在商鞅的“帝道”高论中竟“时时睡”，并毫不客气的将其斥为“妄人耳，安足用”。锲而不舍的商鞅又投其所好分别以“王道”、“霸道”三见孝公，直至“强国之术”引起孝公的兴趣，商鞅才得以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但在之后的变法过程中还是不断受到朝中保守派的责难。这一波三折的故事本身就很好的诠释了谋士在政治中崛起的艰难。而在《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初次出游受困及受到兄弟嫂妹妻妾的嘲笑，之后愤而闭室伏读揣摩“周书阴符”达一年之久，在确认“此可以说当世之君”后，乃“出关”求说周显王，但“左右皆少之，弗信”；转而西至秦，说秦惠王时又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后又东之赵，而“奉阳君弗说之”；直至“去游燕，岁馀而後得见”，终于得到燕文侯“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的承诺。从苏秦以“连横”游说秦惠王失败到其转而以“合纵”游说六国相距数年，几经辗转才最终得以歃血于洹水之上。
韩非子的《说难》可谓道尽了“谋士”的个中三味，然尤具讽刺意味的是，韩非子在明知“说难”的前提下却毅然地走上这条不归路，盖世才华还没来得及展现，就因其同窗李斯的谗毁而冤死狱中。太史公对韩非子的结局充满同情，“余独悲韩非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也”。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不独韩非子，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到“尊主卑臣，家危国泰”的晁错，《史记》中所记的绝大多数谋士都没有逃脱“名立身败”的悲惨结局。李斯辅秦，“夷郡县城”，“削兵刃”，谏阻逐客，广纳人才；反对分封诸侯，“不立子弟为王”，秦虽称霸业，李斯最终却遭“五刑”，“腰斩咸阳”。吴起佐楚，申明法令，裁减官吏，废疏远之公族，楚国自此国富兵强，然“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晁错为汉，着力削藩，“收其枝郡”，最后竟“衣朝衣”被斩于东市。而佩带六国相印，煊赫一时的苏秦最后也为燕昭王反间，惨遭车裂。其中，即便有个别谋臣如萧何虽未死于非命，但死前已不被信任，处境尴尬，“三见疑，三自脱”，始终在君忌臣谀的疑海谗波中苟且偷生，“忧伤以终老”；有的甚至流落异国他乡，晚景凄凉。
姚海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