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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李愿归盘谷序》的言外之旨
作者：彭水浪 纪拥军
此文内容主要是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种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一种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一种是“奔走于形势之途”的投机钻营者。关于此文的主旨，历来大多以为是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辛辣的嘲笑和讽刺，从而揭露封建官场的丑恶。其实，结合韩愈大半辈子仕途坎坷的辛酸经历来看，此种观点不定正确。此文大有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去仔细体味。正是刘大櫆所说的“行文洋洋，藏蓄不露”。
唐贞元2年（公元786年），韩愈19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连考了四次，直到贞元8年才登进士第。其后，又连续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辞”科考试，但均未中选。最后，只好于贞元11年离开京城东归洛阳。第二年，才被宣武节度使董晋辟为观察推官的小官。其后几年，也只做过几任地方的小官，这让自言“志欲干王霸”的韩愈当然是很灰心的。在心情极为抑郁的情况下，正好借送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作此序。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一吐其不平之气。
在我们今天看来，韩愈此文还是本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思想。无疑，“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者是“人心所向”的，而“穷居而野处”的隐士是人所不甘为的。对于传统的读书人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正道只有这两条。文中的李愿“不能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成为达者，故而很明智地退而求其次，自甘为“独善其身”的穷者。对于这两种人，李愿均称其为“大丈夫”，而且，对于前者的志得意满、作威作福和后者的自由自在、钳子宠辱皆忘他都是津津乐道的。而韩愈，对这两种人应该也都是欣羡的。但是，他既没有能“遇知于天子”成为前者，也不甘心仿效李愿而成为后者。
对于第三人，李愿极力以嘲讽的口吻来描述：“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种人的卑夷不屑。但是，若非有亲身经历，切身体会，李愿岂能将投机钻营者的神态和心理描述得如此生动传神呢？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刻薄，他也是“深解其中味”者，只不过他迷途而知返罢了。我们可以想象，李愿在描述这种人的丑态的时候，退之先生肯定心中也不好受，说不定他额头已冒出了汗珠。因为，事实上他在中进士之后就曾经多次上权贵之门，也给宰相写过信，以求“垂怜”赏给官职。
正因为韩愈有此经历，他后文的“闻其言而壮之”的“壮”字就大有深意可玩味了。他赞赏李愿能毅然退隐的同时，对自己的放不下而还在自取其辱不是有很强烈的自怜、自嘲的意味吗？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特别是在暗无天日的专制社会里，没有特别的好运气，“穷”者如果不能“固穷”而想成为“达者”，那就必须要去攀附权贵，投机钻营，走“终南捷径”而成功的人毕竟太少。而这些投机钻营者也必须在求得“闻达”之前付出丧失人格，丧失尊严的代价，才有可能“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自古皆然，也许至今亦然。
少即有“干王霸”之志的退之先生自然不甘于真的“退之”去学李愿，而他的正义之心又让他对自己的“处污秽不羞”深以为羞，故借此文来抒发自己心中这一深广的悲愤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屡遭排挤和打击的东坡先生之所以特别欣赏此文，大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退之先生“心有戚戚”吧！
知识分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韩愈之前的屈原没有找到，韩愈之后的苏东坡也没有找到，大概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能找到！
可谓是千古同此一悲吧！
彭水浪，纪拥军，教师，现居湖北大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