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转型期女性伦理重构分析
作者：李 莉
这种农耕文明表现在女性问题上则是一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无条件依附式关系；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封建社会所鼓吹的要求女子恪守从一而终的贞操节烈观禁锢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女子，成为女性个体人格一道沉重的精神枷锁。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使女性处于最低等级，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使女性处于从属依附地位。在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更谈不上具有独立的人格。社会并不承认女人作为女儿和妻子具有的价值，女人仅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经过文化的浸染，意识形态的强化，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形成某种性别制度，即关于男女行为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并且转化为人们的社会习俗。它已经积淀在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情感体验，从而变成某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因而在女性性格特征上表现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附的、感情型的、缺乏妻性的，总体上具有被动性的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机器时代的工业文明逐渐取代了手工业为主的农耕文明，以工具理性所体现的“实体性”，与传统文化的“本体性”思维模式开始相互对撞。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使人类从繁杂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是以“人”为主体，以独立的个体人格，最大程度的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维系整个社会。这就是机械化所确定的人与自然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工业文化的模式。
在工业文明时期，女性开始克服了体力上与男性的差距，转而运用头脑、知识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从而逐渐摆脱了农耕文明时代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从“他者”和“次性”的身份回到人的主体性上来，开始了女性从依附到独立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表现在女性性格特征上为：独立自主的、独立人格的、不依附于他人的、有爱的意识的、敢爱敢恨的、理性和感性齐备的、母性和妻性并具的，总体上具有主动的性质。工业文明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创造了一个天然平台。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五·四”是一个关键时期。“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锋和代表。在这一时期，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新文化阵营和代表传统儒家思想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可以说“五·四”文化从一诞生就是作为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一种“个体本位文化”。它不仅加速了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时第一次给中国带来了“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等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理论根基的自然人性论，提出“辟人荒”、“从新要发现‘人’”，并掀起了一场女性解放的启蒙运动。他们指出：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周作人等人所建构的新的人学理论和新型女性价值观代表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女性不是传统社会中男性发泄性欲的玩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也不是家庭里的“炊事员”兼“勤杂工”，而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有人格的、有妻性的“女人”存在于社会中。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是女性群体的觉醒，更是女性生命意志的复苏。
农耕文明从根本上来说否定女性主体性，否定女性人格；工业文明恰恰肯定女性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不仅具有人的共性，人的本质属性，而且是一个不同于男性群体特征的“女性”。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五·四”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也是新的女性伦理价值观重构的一个重要开端，对工业文明的后期发展和新型伦理观的建构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李莉，湖北大学200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