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新诗散文化现象管见
作者：赵长慧
一
说到新诗散文化，绝不能绕过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其实这“命”并没“革”成，真正革命的是胡适等人倡导并尝试写白话新诗。黄梁“诗界革命”的一个极限是：晚清诗界最终止步于宋诗派的模仿风气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与进攻方向。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他又将上述主张概括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并且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镂琢粉饰’的诗。”概而言之，胡适的新诗散文化实际上是对发展得过分成熟，人们业已习惯，但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语言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言语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叛，从而为新的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诗的散文化呢？我们认为，散文化至少应该有以下四个特点。
1、自由的诗体。
戴望舒在《论诗零札》中说：“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此说虽有偏颇，但并非全无道理。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从以四言为主的古朴的《诗经》到楚辞，从楚辞到唐诗，到宋词元曲，再到新诗，除唐诗外，其总的趋势是诗越来越通俗、开放、自由。加之新诗的开创者们处于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尚典雅”（康白情《新诗底我见》）的旧诗已严重束缚了时代精神的自由抒发，那“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旧诗已无法表现，于是以白话入诗，打破形式束缚，以自然的节奏、音韵替代旧诗的平仄、押韵等格律要求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2、白话的诗语。
新诗的开创者们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用现代口语来写作，是新诗创立者的目标，口语在新诗创立者那儿称为白话，新诗创立之初被称为“白话诗”。其实，新诗并不等于口语诗，“而是一种由口语（现代白话）发展而来的文学语言的诗”。因为“进入诗中的任何语言，都应该是经过作家头脑过滤的‘文学语言’，即使似乎还是原封不动的‘口语’。有以口语入诗的诗，但这样的口语在真正的好诗里，其实已经在诗的架构和语境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诗的语言并非只能是文绉绉的语言，恰如其分的口语在诗中并非不能表达诗思，从这个意义说，以白话入诗的新诗语言特色就是白话的诗语。
3、自然的音节。
在我国旧体诗词中，包括押韵、节奏和平仄在内的韵律，是古人的杰出创造，它是帮助诗歌飞进读者心灵的一种艺术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艺术价值。但是，新诗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一种彻底的破坏，一种解体，戴望舒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当失去了音乐的成分。”郭沫若在《论诗之札》中则说：“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认为诗歌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诗歌的节奏即是情绪的节奏，也就是一种内节奏。废名一再说：“新诗没有什么诗的格式”，“新诗的诗的形式并没有”，“新诗又实在没有什么公共的、一定的格式”。另外，即便是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格律诗倡导者也并不是每首诗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格律诗，相反，在他们为新诗创作出较为满意的新格律诗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些桎梏：“有时热情象一座火山埋在心里，总爆发不出来”；并发现“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及‘危险’”，“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对他们早年坚持的“格律是艺术的必须的条件”开始有所怀疑。其后，新格律诗派对其艺术上的追求作了调整，指出“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
4、现代的诗思。
诗思是指诗的思维方式，包括诗的感受、想象、组织和表达的生产过程。语言和诗体这些形式其实都联系着思想思维的层面，它们是与诗歌观念发生联系的诗质性因素。诗歌形式的革命，促发了思维的转换，引发了观念革命，前者对后者起了先导与联动的作用。郭沫若充满浪漫主义神奇想象的“女神”使新诗在诗坛站稳脚根，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体使新诗于自由体外，多了一个品种，写实诗、浪漫诗成为早期新诗坛的主流，却阻止不了象征诗、现代派的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股诗潮汹涌向前。如果说现实主义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写实，注重诗的社会功利性，且添加了“革命”的社会内涵——还属“文以载道”，浪漫主义尽管反映了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但尚属传统流派的话，那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发展终于成就了充满活力的新诗的另一高峰——九叶诗派。1949年，新诗从多元走向统一，颂歌、战歌、牧歌成为主旋律。文革十年结束，朦胧诗破土而出，被论者称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使新诗恢复并发展了多元态势，朦胧诗后的新生代诗歌，推进了新诗的多元化、复杂化、无序化、非诗化，有论者称世纪之交的新诗“正在各说各话（个人化），自言自语（私语化），胡言乱语（无序化），谵言呓语（梦幻化），粗声粗语（世俗化），娇声细语（柔弱化）”，（游友基《新诗的危机》）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具体表现，从新诗短暂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新诗的现代思维方式所呈现的状态，是任何一种旧的诗体都无法承受的，那只能是一种现代诗思。
二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不论以何种方式总是在不停地向前走着，或者走向辉煌，或者走向衰落，甚至走向消亡，人类多情的挽留或许会使它放慢脚步，却不能让它停止前进，新诗的产生乃是必然，新诗的散文化或许也应是必然之一。
1、散文化的自由诗体更加贴近了现代人的情绪与现代生活的表达。胡适等早期白话诗倡导者实践者之所以要求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和顺应当时的时代要求。现代生活日趋纷繁、情感日趋复杂，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传统的忧君爱民、修身报国、人文关怀等诗教正不断被丰富和反动，甚至颠覆和解构，作为人类精神创造之精灵的诗歌要想反映现代人的情绪与生活，只有借助散文化才能更充分地体现现代人类自由的精神向度和心灵解放的诉求，它是现代人生命的舒展，向生活与生命的原生状态回归。
2、散文化的语体能够日益丰富现代汉语诗歌双音节多音节词为主的汉语词汇，充分利用这些汉语词汇的诗性功能。散文性是现代汉语内在规定性特征，它具有芜杂性、生活化、日常性、连贯性及流动性的特征，抒情性不及古汉语，但在叙事功能上优于古汉语，汉语自身功能性的改变影响了性质变化，与古诗相比，现代诗歌没有了古代诗歌的严整和谐外在形式的美感优势，新诗诗意的获得主要靠内部结构，内部营造，把诗意的生存包含在散文化的形式之中，这种散文化的形式提供了追求自由多变与丰富深邃的诗意的最大可能性。
3、诗歌的散文化受西方文化思潮和西方诗歌观念的影响，是中西诗歌现代观念交流的结果，是现代文化开放多元交融的结果。有的研究者认为胡适的新诗革命的理论来自于美国正在兴起的意象派诗歌运动，这个结论虽然还有人表示怀疑，“但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的现代汉语诗歌运动一开始就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戴望舒，等等，几乎都是从西方浪漫派和现代诗歌潮流中吸取营养和诗歌的观念，开始自己的创作实践”。（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郭沫若学习泰戈尔、海涅、惠特曼，李金发师从波德莱尔、魏尔伦，冯至受王尔德、尼采、安特莱夫的影响，因此，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对诗歌的散文化来说也应该是适用的。
4、散文化的思潮接近现代语境，是文化消费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的一种必然选择。时代不仅改变了诗歌观念，也改变了诗歌的性质。处于宗主地位，属于精英文学的诗歌，在急剧发展的现代，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文人气、贵族气，成为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甚至成为消费文学。这种改变使深度传播成了接受的障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浮躁的现代人生，沦丧的传统文学修养，使散文化无可挽回地成为接近大众，接近现代语境的“必然选择”。
赵长慧，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