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百合花》与《黎明的河边》比较赏析
作者：王柚田
一
《百合花》似一首情理交融的抒情散文诗。作者在广阔的解放战场的幕后，摄取了现实生活中一朵洁白的浪花、一片粼粼的微澜，淡淡地铺开，又款款地收势，舒缓从容，旋律自如。这里没有对沙场鏖战作泼墨如雨的渲染，也没有对英雄形象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只是以一个枪声稀疏、皓月当空的前沿阵地包扎所为环境背景，以一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为纽带，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情节发展的视点，采用双线分合交错的手法，把两位主要人物——小战士和新媳妇——紧密关联起来，最后以小战士的壮烈牺牲和新媳妇的献被成殓来结篇。整个故事如同行云流水，极富诗情画意，情节单纯隽永，选材以小见大，布局缜密严谨。
《黎明的河边》则截取战争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充分展现了烽火连天的时代风貌，具有史诗般的特色。它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以小陈夜送两位武工队长通过敌人封锁线和小陈一家赴汤蹈火掩护武工队长渡河为故事线索，掀开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场景。作品时而浪峰突起，时而壮怀激烈，情节丝丝入扣，矛盾步步尖锐，险象环生，大气磅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尤其“沙丘之战”——“生与死”“革命与家庭”的抉择，写得更是慷慨悲壮，可歌可泣，显示出一种粗犷雄壮的格调。小说以“楔子”开宗明义，首尾圆合；中间主体部分八小节，或以悬念转换，或以写景过渡，或以议论衔接，紧凑自然，层次分明。
二
《百合花》和《黎明的河边》都塑造了一个正值青春年华、坚强勇敢的小战士形象。《百合花》将小通讯员放置在富有典型意义的环境中，通过形神兼备的外貌描写和细腻深邃的心理刻画，成功地塑造出一位外表憨厚、纯朴、腼腆而内心纯美、刚烈的青年战士形象。小说前半部分，作者用清新婉约的笔致描绘了小通讯员的肖像、神态，表现他可亲可爱的“阴柔之美”；同时将笔触纵深于人物心灵的美好之处——他关心别人，对借用新媳妇的被子感到“多不合适”，掏出两个馒头为“我”开饭，继而抓住这一突出之点深入挖掘下去，最后用他为掩护担架队员而毅然勇扑手榴弹的虚写和新媳妇为他缝衣献被的实写，完成了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这里没有巨流大波，细微处蕴深情，平凡中见伟大，关键时显本色。
《黎明的河边》开篇就将小陈置身于险恶而严酷的现实斗争环境中，让其英雄的思想火花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充分闪现出来。作者以雄健悲凉的笔调，通过惊险气氛的浓烈渲染、自然景物的细腻描摹、典型细节的精彩描述，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坚韧、刚毅、机智、果敢的交通队员形象。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一股“阳刚之气”：在黑暗的雨夜，他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为武工队长带路；在黎明的河边，他心如刀绞地忍看着亲人的惨死；最后，他义无反顾地抱起恶贯满盈的还乡团头子陈老五跳进了秋水咆哮的潍河里。作者就是这样把他放在生与死、同志与亲人的严峻考验时刻，来刻画他的语言、动作、神态，以展示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生动。
三
这两篇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百合花》中的景物描写，如诗如画，言约意丰，韵味醇厚，巧妙地收到了刻画人物、开拓意境的作用。如小说中对“绿雾似的竹海”的想象描写，声情并茂，清新淡远，象征性地揭示了小通讯员的美好青春和坚韧性格，给人以蓬勃向上的美感。《黎明的河边》中的景物描绘，阴森沉郁（“果树林”一处描写例外），有利于渲染环境、推动情节、烘托人物心理。如黑夜迷入荒草洼，加剧了故事的紧张气氛，衬托出人物烦闷焦躁的情绪，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小陈对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百合花》采用象征性的手法，使理、事、情统于一体，水乳交融，充满诗意和哲理。如：用“百合花”象征主人公美丽纯洁的心灵和军民鱼水之情，用“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和“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的细节描写来象征小通讯员天真淳朴、热爱生活的高洁品质。《黎明的河边》直抒胸臆，不时闪烁着富于哲理的议论抒情，对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生命，这一生中只有一次的青春的生命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值得宝贵，更值得珍惜的啊！可是，‘同志’和‘任务’，却胜过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啊！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感情比这个更为崇高，更为纯洁，更为伟大啊！”
《百合花》娴熟地运用了对比与衬托的手法，如：小通讯员在异性面前羞涩忸怩，而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小通讯员越是觉得借用新媳妇的被子“多不合适”，越能反衬出他关心他人的美德和新媳妇对革命战争的支持；而新媳妇细针密线缝衣、慷慨献被成殓时的动作、神色、语言，则又进一步烘托出小通讯员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如此两相映衬，微妙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历程和军民一家之挚情。小说还巧用伏笔，如：两个干硬的馒头，通讯员肩膀处撕破的衣洞，“我”见到第一个重彩号“通讯员”时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前后呼应，连贯自然。《黎明的河边》则以一条主线贯穿故事始终，通过正面描述来设置一个个的悬念，如：谁是敌后斗争中“真正的英雄”？第一武工队怎么突然跨了？小陈能担当向导吗？三人突遇匪徒后会怎么样？深夜迷失了方向怎么办？河水冲走了小船怎么渡河？小陈一家后来怎样？以此使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这两篇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百合花》中的“我”是一位叙事人物。作者以“我”为观察点，一方面从容不迫地对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进行分合交错的描述，以表现丰富深刻的主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我”的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情感变化（“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使人物形象“由淡而浓”，个性逐渐鲜明，“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黎明的河边》中的“我”既是叙事人物，又是战斗生活的直接参与者，作者用“我”的切身见闻感受，娓娓讲述小陈一家的英雄壮举，热情礼赞革命英烈的坚贞气节，从而表达对战友、对先烈、对峥嵘岁月的深切缅怀之情。作者的这一“现身说法”，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生动性，并与抒情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四
“文学作品的风格总是通过形式的特点，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的特点呈现出来的。”《百合花》的语言清丽、柔和、蕴藉，富于写意画的韵味，又具抒情诗的气息，仿佛“静夜箫声”，风格“清新俊逸”，呈现出一种圣洁高尚的艺术境界。《黎明的河边》“似一首奔放的英雄诗篇”，具有浓烈的悲剧氛围，语言凝重、朴直、真挚，而又充满高亢豪迈之气，呈现出“悲壮”之美。
王柚田，教师，现居安徽当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