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从信陵君解读边缘人物的命运
作者：黄春黎
首先，司马迁是一个虔诚的儒家学人。他始终笃信、力行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在社会理想和国家利益的整体价值中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和生死超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至永垂不朽。面临考验，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了极大困难，忍辱含垢完成了空前绝后的“立言”“绝唱”，不仅《史记》跃然如生的四千多人物构筑着这一生死观、价值观，其个人百转千回的生命历程更是艰辛执着的践行。比之陋巷颜回，司马迁“发愤著书”之精气神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被处以宫刑的悲惨经历，使司马迁成为“男人的另类、士大夫的另类、文化人的另类”（《王立群读<史记>》）。他被粗暴地驱逐出从前“立身”“安命”的中心地位，其价值认同感也被主流意识群体注销。但边缘身份带来的精神困境与矛盾的生命体验也在客观上成就了他对边缘人物的命运充分的关注和丰富的情感。
对生死观的探讨，本质上也是对价值观的探讨。笔者认为，边缘感深重的司马迁最用情信陵君，不仅因信陵君突出地实现了儒家“仁”的价值观，还在于他集人臣和人主的双重身份充分展现了边缘人物向主流聚合的理想与矛盾，而信陵君的命运结局也为作家本人尝试探讨死的独立意义打开了一扇天窗。
二
《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为信陵君立下专传，大赞“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寓敬慕、叹惋之称“公子”达一百四十七次，可谓“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明代茅坤知言所叹“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钞》）更可见司马迁倾心之作，最是“赋到沧桑”。
《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与夷门老吏侯嬴、市井屠夫朱亥、魏王宠妾如姬、嚄唶宿将晋鄙、赵平原君胜、赌徒毛公、酒肆薛公等人的交往，暗示了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位高权重、大勇大谋的信陵君给了门客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能，还在于他以仁爱厚德的儒家情怀慰藉、引领了边缘人精神的航向。
侯嬴本是行将就木的七旬老人，朱亥本是藏身市井而无意逢迎的壮年武夫，毛公薛公则是自甘卑贱无心从政的隐士，但他们同样聚集到了信陵君门下。尽管他们身为门客的时间并不多，自始至终也并无汲汲于功名之意，信陵君却让他们与积极入世立功的人一样，最终以生死答谢知遇之恩，最大可能发挥儒家正统意义上的生命价值。而信陵君屈尊枉驾、虚左静候、盛宴诚引、乐于结识，最打动他们的地方也正在于政治中心人物所赋予的尊重与认同。信陵君直接将他们牵引进这个价值圈子，给出一个舞台让他们充分地展现各自的才能，抒发内心的隐语，以脱离怀才而不遇或怀才而无意的边缘状态。
侯嬴等人的形象，从多个角度再现了各种被埋没的人才的冷眼与热肠，他们的生命立意始终与社会理想、政治道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雪藏并不能真正消磨内心的价值失落感，他们需要重申并回归这种价值中心。因而，侯嬴“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朱亥椎杀将军毫无惧意，毛公薛公与公子交游“甚欢”，诚意“往劝”。他们终究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实现了自己前所未尽的人生愿景，呼应了信陵君的谦逊仁爱，应证了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归属意义，也申诉了边缘人物向中心合围的复杂情感与潜在渴望。
除了以上从社会地位角度所表现的边缘人物外，司马迁还从女性的弱者身份角度流露了这种思想。
如果说四位门客知恩图报的行为意义是自觉、主动达成的，那么如姬的窃符动机则很难界定于此。但如姬的窃符行为与信陵君的大义、赵国的存亡、魏赵的外交关系乃至魏国的诸侯国地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姬本是一个悲苦的弱女子，为杀父之仇“资之三年”却“莫能得”，但此举使其名留青史，成为了可与男人、英雄媲美的角色。这种客观形成的历史价值使如姬不再拘泥于附属于男人的边缘身份，其人生价值能有超越，同是因为信陵君给了一个舞台，使之不自觉地靠近了历史和政治的中心。
因而，在对待边缘人物上，信陵君作为魏国政治权利的一种象征，代表了强大的核心价值，也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对政治中心人物的理想，期望统治者能如信陵君一样，最大程度地集仁爱道德与社会功效于一身，对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三
信陵君与王博弈实告赵王北境举烽“非为寇也”，是诚于兄弟之谊、君臣之义；窃符救赵是出于“计不独生而令赵亡”“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的侠义；魏安釐三十年“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是出于恤“先王之宗庙”的赤情。赫赫声名与战功挽救赵魏于虎狼之口，使强秦畏惧、寝食难安，使各国诸侯宾客竭诚献策联合抗秦。
尽管如此，信陵君人生的两次低谷却值得后人深思。一是惧魏安釐王怒“矫杀晋鄙”，而“独与客留赵”长达十年之久；一是河外大胜后返回故里却被毁废，而“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年，竟病酒而卒。
有人感喟信陵君的结局仍不免“才高遭嫉”、“兔死狗烹”，也有人痛惜信陵君的性格弱点自致不得善终。在这两段时间，信陵君不再是一个号统英才的王者形象，恰是一个沦落失意的臣民形象，从依附于权重的本质属性而言，他作了门客的最高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这种身份的切换，正是以中心人物更典型地反映了边缘人物的命运。
横遭毁废，也是《史记》诸多贤能才人的共同厄运。君王的专制本质必然导致伴君伴虎，也必然导致对忠良的情感和人格的践踏更为残酷。《报任安书》里惨怛人心的血泪之诉，也与信陵君流落亡走、困苦无路的深深共鸣。所谓“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也正是信陵君的真实写照。流亡赵国，虽无理色、辞令、毛发肌肤的羞辱，但遥遥无期的放逐已在本质上剥夺了信陵君赖以立命的重要权利。长久的客居和价值平台的缺位，使信陵君渐渐在赵国的五座封邑面前呈“摇尾”之态，“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而最终门客之所以能及时惊醒他，是因为“负于魏”“以有魏”的推心之辞，他们以自己深刻体验到的心灵隐语为信陵君重申了价值中心之所在，呼唤信陵君复归其位。
魏安釐三十年，秦国再次袭击魏国，给信陵君提供了重要契机。身带上将军大印败走秦军，客居公子荣归故国；《魏公子兵法》蜚声四海，英雄韬略世人尽知。信陵君迎来了人生最后的高峰，但也迎来了更彻底的毁黜的结局。魏安釐王对谗言“不能不信”之根本原因，貌似反常实为必然的伴君命运，信陵君心知肚明。作为臣子的信陵君如此忠于“君君、臣臣”，但他需要的贤明、谦和、大度、从容的王者领袖形象魏安釐王并不可能实现。信陵君将边缘人物引向价值中心，与信陵君被迫从舞台中心流亡到边缘，也正以强烈的反差更鲜明地表达了统治者的专制本质，以及个人生的价值被悬空后的大苦大悲之情。
儒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只有建立功业，显身扬名，才能得其正而死，最终得到安息，对信陵君而言，虽然这些都已实现，但他的使命是否已经完成却很难界定。信陵君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被彻底边缘化，他未竟的立功生涯形存而实亡，他因之而自决的取舍，究竟该如何看待，此刻儒家所主张的生死观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后人对信陵君的命运结局多有痛惜、同情之意，而信陵君的选择，却喻示了：死并非独为生的一部分，实现生的意义的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如愿，延续生的价值也并不必独以建功立业、彰显名节为旨。
感官体验，以及迫切感应人生天地间起始终结的自然规律也终成为信陵君价值失意后的直接港湾。信陵君貌似不珍生的最终选择，却是以绝处的生命姿态撰写着耿耿遗恨与悲凉。这种被迫的既非“死节”，又非“死国”的死亡方式，追问了社会价值的边缘上人对自然层面的生命本体的体验意义，也消解了死亡的意义指向的唯一性：死亡的价值除了可以指向生的入世意义，还可以指向与入世无关的极乐而独立存在。至此，信陵君这一悲剧人物也便超越了简单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意义，而在毁灭以外衍生了死亡的新生意义。
四
《史记》中，对“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一方面歌颂他们“虽被万戮”而无悔的人格精神，另一面，也细腻地传达了艰难隐忍的过程中他们“意有所郁结”。信陵君不似文王、仲尼、屈原之类，他未能“论书策”“舒其愤”，而只是无声的沉沦酒色。对这个未能“立言”以遣衷肠的信陵君，司马迁的倾心倾力却让信陵君从此永生。
综其原因，信陵君核心精神所在的“仁”，为“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的司马迁引领了赖以生存的儒家光明精神；而仁者被弃置的遭遇，吻合了司马迁在“李陵事件”后对封建帝王专制本质的深刻认识，披露了统治阶层运行的黑暗规则，司马迁也借其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愤悱。
信陵君对政治的边缘人的关注，告慰了作为政治的边缘人的司马迁痛苦、困厄的心；信陵君对弱势的女性的关注，也吻合了作为男人的边缘人的司马迁对性别弱者的重新认识；信陵君对“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人以外的群体德望声名的热情讴歌，也弥补了作为读书人中的边缘人的文字心态——除了以文字表白愤悱，还有比文字更厚重的生命姿态。这也为我们揭开了司马迁作为一个特殊的悲剧角色所寄予的别种深意。
黄春黎，女，语文教师，现居湖北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