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寻访敦煌俗文学作品研究者
作者：孙 苹
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研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稀资料。这些敦煌文献中有失传很长时间的变文、词话、讲经文、故事赋、历代诗词等，还有少数民族的诗歌、散文、旅行记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填补了古代文学的空白。
敦煌文献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唐五代宋初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但传世史籍记载较粗，很难据以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的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根据敦煌文献，我们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
孙：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敦煌文学文献呢？
黄：敦煌文学文献有敦煌变文、曲子、王梵志诗、敦煌杂诗、儿郎伟等许多种类。
敦煌变文包括变文、因缘、讲经文等类别，是唐五代宋初流行于全国的说唱文学形式，南宋以后被禁而失传，因此传世文献中一篇都没有保存下来。由于敦煌变文的发现，使得文学史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得以解决，尤其是宋元话本的来源问题。
曲子即词，唐代称当时民间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所以今之学者有称敦煌词为“曲子词”的。敦煌曲子的创作年代大约起于盛唐时期而止于宋初。敦煌曲子的出现，给本就丰富多彩的唐代文学又增添一道清新动人的风景。敦煌曲子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的无名氏，他们的身份非常复杂，有乐工，有歌伎，有游子，有征夫，有思妇，有僧人，有道士，有妓女，有商人，有士卒，有医生等等，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下层的各个方面，包括民间的各个阶层。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其中有较为细腻缠绵的闺情词，有慷慨激昂的边塞词，有描写世情民俗的词，也有带着很深时代色彩的咏时事词。敦煌曲子中最具艺术特色的是反映妇女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的作品。这些词的作者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的妇女，因为感情真实，其作品也就纯朴清新，毫不矫情；因为感情细腻，其作品也就缠绵婉约。由于原作抄本多有误字、假借字，我们引用时作了校改。例如：
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
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黄。
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
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
——P.3994《菩萨蛮》
这首词给人们展现的是一幅明媚的春光图。细细的春雨，成双的鸳鸯，香气袭人的野花，袅娜的柳树，盈盈的少女，翩翩的舞姿，都给春天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人的心情也有如这春光，有一种细细的暖暖的快乐。
王梵志的诗在唐代流传很广，王维、寒山、拾得、黄庭坚等都曾受他的诗的影响。但《全唐诗》里却不曾收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他，他的诗后来也就绝迹了，直到敦煌卷子的发现。敦煌卷子中王梵志诗至少有三十一个写卷，三百多首。这对研究隋唐文学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敦煌的民间杂俗诗充满民间生活气息，虽然艺术成就并不是很高，但都纯朴可爱。这些诗歌对于研究敦煌社会风俗、历史文化都有很高的价值。
《儿郎伟》是敦煌文献中特殊的一类，主要以诗歌形式表现民间风俗：驱傩风俗——古代的打鬼运动；障车风俗——婚礼中的闹剧；下女夫风俗——《游仙窟》的源头；上梁风俗——房屋建造中的娱乐活动。《儿郎伟》以六言和四言为主，间有五言和七言，有时则三、四、五、六、七言相杂。通常每首一韵到底，是一种有固定名称的俗诗。多数《儿郎伟》末尾标有“音声”二字，可知是入乐的，因些也可说是一种歌辞。从内容看，《儿郎伟》可分为三类：驱傩词，上梁文，障车文。驱傩词写岁终驱除鬼魅疫疠，上梁文写建房造窟，障车文写婚娶。这三类内容都可归为“祝愿文”。驱傩词祝愿新年平安，无病无灾；上梁文祝愿建筑成功（上梁是造屋成功的象征）；障车文祝愿新郎、新娘快活和婚后发达兴旺（障车是挡迎娶之车向新郎、新娘讨赏的游戏）。在这中间，还有大量对当时政治清明、建造捐资、新郎、新娘恩惠的赞颂，因此也是一种赞颂文。这些《儿郎伟》大抵作于张议潮、张淮深及曹议金等统治敦煌时期，是确定无疑的敦煌地方文学。
孙：您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勤恳扎实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默默地为敦煌学做着贡献，时刻把“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作为鞭策自己的格言，您能否就学术研究问题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学习研究提些建议呢？
黄：在学术研究上，我觉得寻找切入口很重要。很多初学者都是从高处着眼做文章，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往往后劲不足，再做更多文章可能会力不从心。我比较主张进行学术研究要从微观入手，从材料入手，所以材料大小要适当，不能太小。要选择那些发展前景比较深广的材料来切入。我们以敦煌学研究为例，敦煌文献就是很好的大块材料。我们要在里面挑选一个易下手又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小块。进入敦煌材料，我们就可选变文、歌辞、王梵志诗等等。传世文献中，如汉译佛经，碑刻，安徽古代民间写本，明清杂史等等，也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下一步就要接触原始材料。用原始材料与前人对原始材料的录文进行比勘，就能够发现许多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些敦煌写本的录文都是著名专家做的，所以大家也就很迷信这些录文。我们做学生时，郭在贻先生就让我们看原卷，在我们看的过程中，问题就显示出来了。不同的人读原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读同一篇材料，也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考证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考证功夫也正是在阅读原卷、进行校勘过程中锻炼出来了。当然，我们从微观入手的同时，也不能没有宏观的指导，要用宏观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搞我们这一行的，训诂学概论也要读，防止在实践中出现大的偏差。“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训诂的目的就是读通读懂一切古代文本。找到一种可以破解难题的方法，就是训诂研究的最佳方法。
必须一提的是学风问题。我们搞学术研究最需要的便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学者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的学风，甘于寂寞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必要条件。青年人要脚踏实地、潜心钻研，把创造灵感与扎实基础结合起来，不可沾染道听途说、一蹴而就甚至公然抄袭的不良风气。能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就是精彩。我们要自觉地养成求真务实、严谨自律、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在学习和研究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只有变被动为主动，你才会感到有兴趣，你才会废寝忘食地投入学习，你才能真正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我觉得要学的好，必须要坐“冷板凳”；但要坐得“冷板凳”，还是要主动出击，对所学内容产生真正的兴趣。这是我对现在的青年人想说的心里话。
孙：您的建议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天能有机会面对面听您谈敦煌学研究的心得，真是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孙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2005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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