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冯梦龙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罗 荣
《喻世明言》第4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对守节与失节的抉择充分体现了冯梦龙在真情与礼教之间的徘徊。陈玉兰与阮三一见钟情，在闲云庵尼姑的帮助下，两人成其好事，阮三却因纵情过度而暴死，陈玉兰很快又发现身怀六甲。面对此种情况，冯梦龙为人物选择的出路是生下孩于，同时陈玉兰坚决表示要“从一而终，虽是一时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断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怜见，生得一个男子，守他长大，送还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时寻个自尽，以赎玷辱父母之罪”。最终陈玉兰果然一生守寡，又教子有方，儿子成名后，将母亲的贞节贤惠之事表奏朝廷，遂启建贞节牌坊。
三、寡妇再嫁——再婚美满胜新婚
有明一代，伴随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勃兴而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向各行业渗透，引发意识形态领域内人性的普遍觉醒，作为地位最低、境遇最惨的女性可以说压迫得愈深、觉醒得愈早、反抗得愈烈。在极善体察底层苦难的冯梦龙的笔下，被准确捕捉并真实地表现出来。在传统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可以说是对妇女单方面的不平等要求。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嫖妓宿姻，毫无贞节要求，却格外强调女子必须恪守节操，程朱理学更是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偏激原则。而且男子“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之失节也”。一部二十四史，节烈妇女记载之多，莫如《明史》。
冯梦龙不仅认同了妇女的婚后失节，对于寡妇改嫁也表示出谅解甚至赞同的态度，“三言”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第一个篇目，就足以看出作者冯梦龙敢于冲破“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婚姻观念的勇气。
王三巧被蒋兴哥休弃回家后，自觉廉耻，“正欲自缢”，“恰好王婆暖得一壶好酒走进房来，见女儿安排这事，急得他手忙脚乱，不放酒壶，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翻坐兀子，娘儿两个跌做一团，酒壶都泼翻了。王婆爬起来，扶起女儿，说道：‘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喻世名言》卷2《陈御史巧勘金钗细》写贤而有智的田氏见丈夫梁尚宾无情无义，骗奸了表弟鲁公子的未婚妻，非常生气。她说：“我宁可终身守寡，也不愿随你这样不义之徒。”于是毅然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回到了哥嫂身边，靠针指度日。后经义父义母的说合，又嫁给品质较好的鲁公子，两人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生活非常幸福。文本对田氏先离异再结婚的做法是表示赞赏的，这就完全突破了以前女性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教条，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
此外，在女性群体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角色即尼姑。她们有的确实是看破红尘后皈依佛门，心甘情愿伴着青灯古佛了此残生。然而，还有一些尼姑却并非出自本心愿意出家，她们的“妙龄青春”渐渐消融在孤寂的尼庵中， “情”的渴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如同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然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宗教戒律并不能吹熄她们心中的欲火，被压制的欲望总是拐弯抹角寻找发泄的出口。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的“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她们一旦受到来自外界强烈的情感刺激，内心骚动、不安的灵魂便迅速激活了，从而作出有悖于佛门清规的种种“乱色”之事。如《醒世恒言》第15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静真、空照、了缘等一般尼姑们也是一些年轻的女人，她们正常的生理需求，青春和性爱的觉醒，是任何宗教戒律也难以遏制的。那些强制性地压在心上的清规戒律造成了她们更为强烈的变态心理，使她们成为“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色中饿鬼”。
婚姻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情爱是情智之差。所谓情即原始情欲，智即合规范性的理性。情大于智，人就成为原始的人；智甚于情，人就成为无情感的道学家。封建社会这种情智的反差十分突出，社会规定性嵌制着人的动物性。因为生命就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种对人的生理本能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理学统治下的两性关系被异化的不满，是一种要求建立人与人的自然关系，要求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也是广大妇女对生活的基本追求。
冯梦龙在《情史序》中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这段话昭示出“情”是宇宙的本体，它能统摄世间万物，并且生生不已；“情”是维系世界万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和纽带，能够决定一切。
“三言”中各类女性人物形象的命运归宿和个性色彩所表现的轻贞节之操、重互爱之情，弃三从四德、崇两性之悦，远才子佳人之唱合、近市井细民之交好等婚姻道德与价值取向，显示出冯梦龙异于当时社会的情爱观念，这同时也影响到后来凌濛初等拟话本小说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
罗荣，男，中学语文教研员，现居湖南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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