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钱万成
男儿有泪不轻弹。古时候有位哲人这么说。
眼泪不是尿水儿不能走到哪儿撒到哪儿。赶马车的父亲这么说。说这两句话的人都是男人。当我羞于在女孩子面前站着撒尿的时候，才知道我也是男人，我开始在心里仰慕父亲。
父亲的形象在男人堆里算不上高大，中等个儿，平平的肩膀儿，黑红的脸膛是块不很大的平面儿。那颗还算过得去的鼻子下是一张沉默寡言的嘴，胡须稀落得不值一提，且又带几分黄意，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惟一可以称道的是他那双眼睛，永远做沉思状，这在我童年的心灵中总感到几分威严。父亲的确很威严，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未听他朗声地笑过。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像一头老老实实的牛。尽管这样，父亲确有让人叹服的一面儿，那就是北方男人的刚毅和那身永远也使不完的力气。他一气儿可以将二十包二百斤重的粮袋装上马车，也曾在没有麻药的情形下接受骨折手术。
这并不关眼泪的事。
我仰慕父亲不仅仅在于他的威严，更多的是对我童年时他那种职业的艳羡。父亲是山里有名的车把式，在沟里历来是赶头车的，他用的马好，车也漂亮。那时山里没有汽车，父亲的车就如马车堆中的轿子。父亲爱他的车和马胜过爱这个家里的人，他冬日每天都给马刷毛儿，夏日里每天都给马洗澡儿。那时马都是由队里群养，他信不过饲养员，有时竟半夜里到马棚给他的马添草料。有一年冬天，他的花斑辕马被马贼盗走，他在外找了七天七夜没有回家。那些日子急坏了母亲，待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出世了。那一日他很高兴，不知是因为添了个儿子还是因为追回了那匹马。
这依然与眼泪无关。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不认得字的，因为在年终分红的时候他总是让人代写他的名字，要不然就呈上名戳。可在我记忆中他确翻过几次《话本》，那是祖父留下的遗物，上面多是传奇故事。我曾让父亲念给我听，他说这是看的不是念的，等你长大了自己看好了。可惜没等我长大，那本书就被破四旧的人们给烧了。三年前我才买到宋人的《话本》，当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便想到了父亲，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念些故事给他听的。
这还是与眼泪无关。
父亲的眼泪流在他魂归故土的前一年，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都不曾见过。那是夏天，他从省城医病还乡，看到河湾里放猪的孩子是我，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唤我的名字。我被那声音惊呆了，当我从木然中醒悟时，一串滚烫的泪已落到我仰起的脸上。他说他对不起他的孩子，他说他知道他走后儿子会辍学放猪他还不如挺死，他骂世道不公，他骂老天没眼，最后便是骂自己无能。我记不清当时我是怎样对他劝慰，好像是在我也哭得不行的时候，听到了写在文章前面的那句他留下的惟一一句可以作为格言的话。
后来他便抛下另一个夏天和我，到另一个世界去赶他的马车。那个夏天的眼泪很咸。
不幸的女人
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母亲算是最不幸的一位了。
母亲姓谭，可叫什么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她生于旺族，外祖父家曾是南荒地方有名的富户，地有千垧，人以百计。至于宅子，我们都说不太清，听说那一年胡子来打响窑，光正房就被烧去了十八间。外祖父是有名的枪手，可没等走上炮台就遭了暗算。经过这一场劫难，这个家便开始衰败下来了。母亲在族中的姊妹中排行第四，姨姨舅舅们都叫她四姐儿。母亲怎样嫁到这山里来我也同样没听人讲起过，不过我想这总与祖父的声望有些关系。
祖父原也是南荒人，祖父的家也是与谭家毗邻的大户。据活着的老人说，地、宅、人都在谭氏以上。可后来族中不和，便闹得四分五裂。这责任可能在于五爷和三爷，这我听大我三十岁的远房三哥说过。
祖父在族中排行十三，分家以后便携妻儿到这山里来了。在钱氏族中我们这一支人稀，祖母只生父亲一个。
祖父是个能人，年轻时就爱结交四方好友。
祖父是个善人，人送绰号十三娘娘，听说在南荒时，年轻的祖父也曾和一班侠士扯旗占草，立志要杀富济贫。可后来他见不得血，于是便开始了另一种为善的生活。
也许正因为这样，母亲在家道中落后才嫁到这山里来。那时山里人少，山上土肥，开片荒地就打粮。在祖父的帮助下，外祖父家很快就恢复了小康。
我说母亲不幸是在她做媳妇之后。
我们居住的这条沟南连黑山西接兴安老林，过了黑河便是老蒙古的属地。祖父不但和汉族人友善，与蒙古人也通好。那时蒙古人每年都通过我们这条沟到朱大坎、碾子山去卖马，我们家便成了这些蒙古商人的客栈了。
到了这条沟里，我们家是不雇长工的。地里的活儿由父亲照料，忙不过来时找些短工。家里的活儿则由母亲操持，家里是没人帮衬的。
母亲十六岁结婚，直到病倒从未放下过饭担儿，祖父总有客人，每客必酒，每酒必菜。母亲在世时说，只要有客人来她便是一天半宿别想上炕的。蒙古人个个都是海量，祖父的酒也海量，那时的酒都是土烧，父亲说祖父高兴时一天喝过三斤。
父亲憨实，但很愚鲁。他天生就是一个不懂得疼爱妻子的丈夫。这事儿不单与祖父有关，我想与曾祖也有关。曾祖在族中排行第六，族中好事自然总是抢不上前的，所以他的孩子都很少读过书。祖父幼时乖巧，是在堂哥的书房外偷识得几个字儿。可到了父亲境况就不一样了，到了读书的年龄就来了这没有先生的沟里，加之祖父整天在外，于是就把这件人生中最关键的事儿给耽误了。
父亲是十分孝顺的，他常常在出山时忍饥挨饿，用省下的钱给祖母买点心，也常常背着偏瘫的祖父到五里外的下沟去看大戏，可是就是不知疼爱母亲。听人说母亲年轻时常常挨打，原因大多是因为在劳累后当父亲的面儿发祖父的牢骚。但是最凶狠的一次却是因为祖母。据说那一次父亲把母亲浸到冷水锅里，险些丧了性命。
母亲生了我，命运才算有一次转机，那年父亲三十三岁。据说在我之前母亲曾生过七个儿女，只剩下大我七岁的姐姐，其余六个都是在不足月就断送了转世的机缘。我想这与母亲终生的劳累和得不到父亲的体贴不会没有关系的。可母亲的好景不长，大概在我四五岁时便发了痨病。在这段日子里父亲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时山里日子紧巴，他几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带母亲四处求医。病自然是没办法治好的，但母亲总算在生命的终极之处得到了一点安慰。
母亲下世时只有四十二岁。
据姐姐回忆，在女人堆里母亲是最知道体谅丈夫，同时也是最怕丈夫的一位了。她说好像从未见过她在父亲面前发火。我想这种怯懦的性格也许正是她一生不幸的根源吧。
（选自《作家》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