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外交流中的美学寻求

作者:刘大先




  高:过去我们受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进步主义的观念。那是19世纪的人类学家喜欢的东西,比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就把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编入一个系列中。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只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历史观,是一种只有历史而没有地理的文化学观念。20世纪以来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形成一定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对文化作具体的理解,而不轻易地做价值判断,不抹杀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不将不同的文化因素削足适履编入一个简单僵化的系列中。但是,这种主义有了空间而忽视了时间,有了地理而失去了历史。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文化的生命力问题。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充满自信的。周初的分封,就是让王室子弟和大臣深入到许多蛮夷居住地,在政治优势的帮助下,进行文化同化。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南下入侵中原,最后所实现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融合。这种自信在近现代遭遇西方之后受到了打击。中国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中华文化将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人认识到,不仅从器物制造、社会制度,而且从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都应该进行自我改造。我们不能用文化相对主义的借口拒绝对他种文化的“拿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其实都属于杂糅的状态,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应该有对话意识和自主发展的意识,不能封闭起来孤芳自赏。我讲中国美学应该在与国外美学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也是这个意思。
  刘:那您认为当代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出现的新情况呢?
  高:美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存在永不过时的东西。当代中国美学有四个主要问题需要反思:
  一、现在常常有美学界暮气沉沉的说法,说“20年不参加美学会议,到会上说话照样不过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的确与美学界的学风有关。一些人不探索新问题,不读新书,早就不思考美学问题了,还顶着美学家的名。与西方美学“各领风骚三五年”相比,差别很大。这其实是一种悲哀,我们尊重前辈,但不能只是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来束缚自己。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辈学者的治学态度,他们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一些人看到新的话题就生气,认为美学就是自己年轻时搞的那一套。特别是一些人,当了一官半职,时间都用于行政了,无法读新书,于是捧老一代的名家,义愤填膺地说,有人竞敢说某某名家的思想过时了,可笑可笑。潜台词是,这位那位名家的思想都不过时,我自己的思想也不过时。这种说法做法,只能限制美学研究的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只有原始社会的人才认为,谁的胡子长,谁的学问就大。
  二、近年来,中国学界似乎离开为了真理而激烈地相互争论的风气越来越远。往往遇到批评商榷,不是想一想批评得是否正确,而是想,这个人批评我是什么动机,背后有什么人。于是,学术争论变成了人事纠纷,从人事纠纷的角度来解读学术论争的是非。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与自己商榷,自己不去作回答,却招呼自己的学生去和你纠缠一番。这种行事方式,不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政客,先设法将你矮化。于是,官大的人,学生多的人,学问就绝对正确,谁也不敢碰。鉴于这种情况,我曾对我的学生们说,只要我活着,还能写文章,如果有人写文章和我商榷,都轮不到你们来回答。我有时想,现在这么好的学术条件,学术环境却连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都不如。那时的语境有问题,文章有扣帽子的现象,但人们还没有想得这么复杂。李泽厚当时只有20多岁,早就是一代名家的朱光潜和蔡仪对他的批评都以平等的态度回答。我特别赞赏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几位重要的分析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他们之间观点不同,相互争论很激烈,但那纯粹是学术观点之争,其实,他们之间是很好的朋友。于是,观点越争越明确,越争影响也越大,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流派,统治国际美学界几十年。中国古人讲“和而不同”,最可怕的是,既不讲“和”,也没有什么真正学术上的“不同”,只有学术政治。
  三、美学讨论的学术水平得不到提高的原因,还在于学术语言本身。中国美学界没有受过分析美学的洗礼,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缺乏语言的自觉。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四、理论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只有理解了一种理论的生成语境才能理解其思想内涵。任何理论,都是在其语境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与自身的语境有着依存关系。这种理论旅行到中国以后,常常会发生变化,产生出另外的意义。比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在西方是由现代社会分工形成不同阶层分化,工业化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单调刻板的生活与工作需要休息和艺术欣赏来调节。闲暇阶层的产生,又促成了高雅艺术的诞生。18世纪诞生的现代艺术概念是个封闭的体系,艺术就被认为是博物馆、歌剧院、经典的小说与诗歌等等。虽然有精英、通俗、民间之分,但是现代艺术体系实际上是以精英趣味为中心的。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之后,一般人也有闲暇接近艺术,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分日益模糊,这就形成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另一方面,工业技术也渗透到生活趣味中,比如包豪斯的产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成果无所不在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其影响也有不同的思考,赞美者认为可以消弥社会矛盾,抵制者认为艺术还是需要给人以刺激、惊醒和振奋,而不是无所用心的享受与沉迷。
  刘:最后,请您谈谈对于目前中国的文学教育的看法,比如青少年在美育上应该有哪些可操作的途径可走?
  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文学教育的现状实在不容乐观。对这方面,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只能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说说我自己的孩子的个案。我孩子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喜欢故事、历史、童话。小学时崇拜曹文轩、郑渊洁、罗·达尔、杰克·罗琳、儒勒·凡尔纳,读过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各种童话和各种通俗版本的希腊神话故事,还出过两本书,写他在国外和国内读小学的经历和班级上、生活中的趣事。到了中学,情况就不同了。在孩子的口中,喜欢文学与不求上进成了同义词。我知道那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存于同学口中,存在于老师心灵深处,又在行动和言谈中有意无意中表现出来意思。孩子回来说,某某同学喜欢文学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学的成绩在下滑了。如果他说,这个同学想当作家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学考不上大学了。孩子回来还告诉我,老师讲了一个秘诀,高考作文有六字真言,起、正、反、深、联、总。起笔、正说、反说、深入进行理论论述,联系实际,最后总结。将这个结构练熟,背下一批好词好句好例证,高考时的分数想低都低不了。孩子是好孩子,老师的话牢记在心。我听了只感到一阵恐惧。在整个高中阶段,文学离孩子越来越远。除了教材就是教辅,偶尔买一两本自己想读的书,都特别放在自己不能轻易拿到的地方,害怕自己禁不住诱惑拿出来读。
  文学教育怎么进行?我们的视野也许不应限制在文学上。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主要应该是阅读教育,要教出爱读书的人。在中小学课堂中,可以出现文学名著,但并不是只有名著才是文学。小孩喜欢什么,能读什么,就从这些阅读材料开始。我们的一些教育者想象力贫乏,说起文学教育,就想到现成的文学史上提到的一些书。实际上,文学史的写作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受文学观念影响,这属于我们需要在另一个语境中研究的问题。对青少年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对文学的评价,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对青少年的文学教育,要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的心理,让他们读他们喜欢的书,而不是读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读的书。阅读教育不要过多地强化文学的概念,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和对文字的爱好。有了这个基础,对文学的爱好才有可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并不一定所有的儿童都要爱好文学,但爱好阅读,却是必须的。让儿童读他们所喜欢的故事,培养一种对文字的亲和感,在阅读中受到知识和道德的熏陶。孩子有一种模仿的本能。他们读了一些他们喜欢读的材料,就会有模仿着写的欲望。这时,再顺势引导,语言能力就培养起来了。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但关键是去做。这里面有教育制度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思路问题。让儿童从小就适应高考,小学中学12年,全部为高考作准备,这是一种有着无穷危害的思路,其结果也适得其反。高考需要准备,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很无奈,不准备不行。但是,高三时再准备行不行?在此前的几年,让教育正常些,让孩子发展自己的爱好,读一些他们想读的东西,发展他们的兴趣,行不行?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所说的这些,姑且算作是门外话。
  刘:最后代表文学教育编辑部向您表示感谢,祝愿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刘大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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