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学者情怀与人文教育
作者：肖 进
肖：吴老师，您好！《文学教育》杂志编辑部约我请您就文学、学术研究、人文教育等方面做个访谈。据我所知，您长期以来一直在学院中从事文学研究和教育，能否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的？
吴：我读研究生、包括本科生的时候，大学里面的学生（本科生、研究生）相当一部分是历届的，其中有知青啊，老三届啊，许多是从工厂，农村来的，他们都是经历过社会生活的人。我是应届生，和他们相比年龄属于小的，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同学，有一个夏志厚，后来到美国去了，他比我大整整12岁，完全是老大哥。要是从阅历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两代人。像我们这种年纪轻的应届生，那个时候对专业学习、研究并没有直接的想法或者期待，走上文学研究道路有很大的偶然性。以后读博士研究生也就是继续在专业上更进一步的学习，并没有有意识地要走哪条路。是年长者的榜样暗示、引导了我。还有就是我的导师钱谷融教授鼓励了我。在我自己，好像只是沿着惯性朝前走着。
从整个大学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心态来说，我读书时的情况和现在是不能比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是非功利的、带着激情的、带着兴趣的或者什么目的也没有去进行学习。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技术化的管理，也就意味着它要有指标、有规范，那你做任何事情就不得不考虑功利的问题，或达到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规范。从训练上说这个肯定是具有学院化色彩，更具有行业的色彩。但是从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层次来说，它和一个人的身心发展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是背离的。精神的自由张扬被利益目标所压制了。
肖：文学教育的话题在当下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针对以往教育上的弊端，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文学教育是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根据您的体会，当前的文学教育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改进？
吴：我上小学、中学时是在文革后期，那时的文学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但那个时候的文学教育也有它好的地方。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受政治影响太明显，太深刻，制约于非常狭隘的政治动机。但要说什么经典名著，认为那时的小学课本里没有，那也不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面《水浒》啊什么的都有。我就在小学语文课本里面读到名著的。还有莫泊桑的小说等等。我对宋江浔阳楼题反诗那一节印象极其深刻。只是它的解释比较政治化，这有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那个时候的训练我认为既是机械的又是比较有效的。比如提炼每篇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你说它割裂了文学吗？把活生生的文学抽象化了？这好像是不对的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样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锻炼了一个人的概括能力，归纳能力。你是否有归纳能力这很重要。你没这方面的训练也不行的。你如果完全凭感觉，逻辑思维能力在训练中就是缺失的。这些很难分开来说。
从教育制度来说，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来说比较僵化。但是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来谈文学教育，好像不僵化了，我觉得也是要质疑的。大学文科知识分子都在谈文学教育，形成一种知识分子的强势舆论。细究起来，实际是在拿文学教育“说事”，本身就有很大的偏颇。应该特别清醒的是，文学教育不完全在普通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里面，不完全是教育制度问题。教育本身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社会氛围、全社会的文学意识和素养，这是教育制度改革的条件。我刚才说过了旧教育制度里面的文学教育，古今中外文学的名著，在三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就有。现在你看，不管是谁出的文学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参考书，小孩子、中小学生有可能看完吗？太多太多，它的量远远超过大学语文的量，所以这现实吗？有些难度要超过我们现在中文系中文专业的文学作品选。你们应该有体会，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作品选与非专业的教辅书，可以说难度不在一个档次上——简直颠倒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过度。我想中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满足教育制度改革的需要。光在教育圈子里打转是不行的，一场考试就把你打垮了。
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吴：首先是对文学教育设置的标准过高，也就是过于专业化。学界的知名人物、权威、专家，要么就是知名的作家，他们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将文学阅读变得不近人情了。有的书虽然卖得很好，但它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有效阅读也是问题。阅读应该是有亲和力的。我们做老师的可以根据经验判断，这种难度的作品，这么大量的作品，从时间、理解力可以判断，它不可能获得有效阅读。文学教育首先是普及性的阅读，提倡的是大家来读（文学）书，而不是大家来研究文学。文学教育者应该是低姿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可惜，这样的教育家太少。专业学者和社会的对话，如果不改变自身姿态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文学评论，现在文坛上有所谓话语权的文学评论家，对于最新的一代作家——俗称为80后作家，基本上都没有发言权，或者丧失发言的可能性。因为首先是不读，其次读了也不喜欢，不喜欢之后是排斥。在更大的层次上则是生活姿态、价值观，包括整体的个人生活的认识都不一样了。文学的观念和生态都变了。
另外一点就是利益驱使所造成的。在舆论的支持下，编、卖这些书能赚钱。
肖：吴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著述，从鲁迅研究到当代批评，还有你现在做的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等等，据我所知您还在读博士时就写出了你的第一部书，这在当时的学界是不多见的，能谈谈当年写书时的心态吗？
吴：我写的这本书叫《冒险的旅行》，完全是一种学术研究前的训练，因为没有什么创见，在写法上也没有特别之处。当时感觉上我是用新的东西在写。比如文学语言本体论，形式分析视角等。那个时候国外的学术蜂拥而至，成熟的人消化吸收得比较好。像我这样年轻的人不可能有很好的理解，无非是跟着那个时候的学术潮流，读了那个时候的书。并且正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反思的时代。这种学术潮流和政治潮流是一致的，有一种政治上颠覆的情结。这是一个大趋势。另外一个纯粹是教育学术氛围。我的师兄弟们都是很成熟的，平均年龄大我六、七岁的青年批评家或者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以及日常的风范，对我是很有影响力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大概三、四年级吧，钱先生的第一届硕士生许子东，现在香港的大学当教授，他是28岁就出了一本《郁达夫新论》，引起轰动。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想我28岁时也要写本书。后来读研究生，28岁这一年真的就出了这本书（当然之前已经写好了）。1990年我28岁，因为我是1962年出生的。当然，时代变了，许子东那个时候这么年轻出一本书而且学术上有突破，足以轰动。到了90年我不可能轰动，但这个事情意味着这一代人——许子东、王晓明、李劼他们是同代人——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个时候老实说学术上到底有哪些高峰根本就不知道。只是知道大趋势，被大趋势所裹挟去读了几年书。我庆幸在我近距离的学习氛围里面有这样一些国内的佼佼者直接给我刺激。这是偶然的因素。你如果不在这个氛围里面，当时那些杰出的人你就感受不到他们的影响。其次，你如果不在大城市的话，对国内的时代大氛围，你同样感受不到，或者说你没有条件受其影响。你偶尔看看报或者怎么样，敏感的人或许会知道一点。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信息相对闭塞、书刊相对少的地方，你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大趋势、大氛围。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塑造。我一直不认为我是有意识地去走这条路，我一直觉得是误会。包括考博士生也是误会。考博士生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我在外边玩，等我玩回来以后，我们老师说准备考博士吧。所以我提前半年攻读博士，我没有硕士学位，因为这是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读的博士。当然我的师兄弟，像李劼、夏志厚他们很有成绩了，我们老师说他们不需要再读博士了，只有我才需要读博士。你喜欢读书，你又年轻，也不着急马上工作，你也不想干别的事情，那你就读博士吧。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时表面上也考试，当然那时的考试和现在不能比了，所以情况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老一点的先生还保存着原来中国教育的春风化雨般的文化氛围、文化气质，现在找不到了。虽然现在有的老师认识到这一点，但想这样做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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