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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荒原》与卞之琳的《几个人》
作者：宋萌枝
卞之琳说“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此话道出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与西方现代派的心灵感应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卞之琳精通英文，翻译过艾略特的诗文，外加他独特的诗人和个人经历、美学追求，使得他在接受艾略特等英美现代派诗人时显得格外从容和自觉。
评论者谈及卞之琳的诗所受艾略特的影响，多举《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为证，也有人指出，最集中反映了这一影响的是卞之琳《春城》对艾略特《荒原》的技巧之借鉴。但是实际上，早在卞之琳1932年发表的短诗《几个人》中，其“荒原”影响可窥一斑。
一、精神内核
卞之琳说：“自己前期最早阶段写北京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是受波特莱尔与巴黎街头的穷人、老人以及盲人的启发。而写《荒原》以及其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作不无关系”。
艾略特(1888－1965)是公认的英美现代派诗歌帅旗人物。他的《荒原》(1922)开启了一个漫长的“艾略特时代”，在世界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荒原》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资本主义的欧洲在经济、政治、乃至人们的精神上都四分五裂，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所以《荒原》的主题被认为是尖刻暴露，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生活的极度荒唐、贫乏、枯涩， “集中反映了大战后广大西方青年对一切理想、幻想全部破灭那种思想境界”。诗中所写大地荒芜一片，土地龟裂，万物枯竭，实质写的是人的心灵的枯旱，精神的空虚。“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悲惧在一把尘埋”，世界由于缺少水变得干涸枯死，在这荒芜枯竭的景象下，荒原人萎靡不振，虽生犹死。艾略特诗中的“荒原”成了精神世界空虚、混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代名词。
卞之琳的《几个人》明显受到了艾略特《荒原》的影响，诗中“荒原”这一中心意象可以说是在《荒原》启示下创造出来的。除了“荒街”外，诗人还捕捉了其它的一些典型：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口灰象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人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象雪野的边缘上一半红日……”
荒街人不死不活的荒原状态，纵情声色、形如僵尸的可悲处境，虽死犹生。买冰糖葫芦者的满不在乎，提鸟笼人的悠闲空虚，卖萝卜人的失望与无聊……诗中最后是一些更为朦胧的意象，这些街头上常见的现象，经诗人之手转化为艺术的意象，表现了时代的绝望情绪，也表现了在这荒芜的北国中，人们的萎靡不振，灵魂麻木。这种在中国的“荒街”上的人们麻木、无聊、空虚，正是中国国民性中精神麻木到极点的愚昧无知形象的象征。这种种意象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沉思者”对社会现实的观照。“沉思”的年轻人成为一个时代的“多思者”的典型代表，“沉思者”是客体，也是用自己的眼睛凝视一切的抒情主体。“沉思者”，面对着种种社会现实，是愤懑的，但诗人没有正面批评，只是将他的意见通过意象曲折传达，这就是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的手法。
卞之琳创作“荒街”是受到艾略特《荒原》的启发，只是艾略特的“荒原”经过卞之琳的内化转换，熔铸成了符合自己民族审美习惯且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东方图景。
二、艺术手法
卞之琳写诗，讲究理趣，讲究智性。他说：“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一直是写抒情诗，也总是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他还说他写诗喜欢进行淘洗与提炼，写自己最深的思想感受。卞之琳的这些关于诗歌创造的观念是取法艾略特的概念创造方法。
在诗歌创作上，艾略特极力主张“非个性化”理论，他要求诗人创作时应把“个人私自的痛苦转化为丰富的、奇异的、具有共通性的、泯灭个性的东西”。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反对一味地向自我的内心开掘的理论，反对浪漫主义者的主观抒情，主张用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方法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心灵世界。他说：“用艺术的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发现它的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就是构成这种表现情感方式所必需的物品或者某种情况，或是一系列的事件，而且要认识它们，同时，还要求它们必须具有唤起我们内心情感的力量”。
卞之琳在接受的同时融入了他自己新的思考。首先表现在，卞是个沉思者，抒情诗中饱含哲理，达到了知性与感性的结合。《几个人》中，塑造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的形象”，“沉思”的年轻人成为一个时代的“多思”者的典型代表。“沉思者”的街头所见，凝聚成艺术的意象，不仅展现了北国现实的荒凉，更蕴含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与对荒谬世界的无比愤怒与批判。“荒街”的意象群体让我们想起艾略特《荒原》中泰晤士河畔，一步步朝读者走来的“沉思者”正是《荒原》背后那个观察者。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不过与结构整一的传统戏剧不同，“《荒原》是一连串的景象：既无情节，也无主角。实际的主角，或者说诗人，并不是一个人物。有时他是个沉默的听者，有时是一个声音在发问，却得不到响应，或只是隐密的响应”。在《几个人》的众声之中，更难指认哪一个是诗人的声音，抒情方式冷静客观、不落言诠。
另外，诗篇的组织严密繁复，使内蕴无限延伸，表达现代人复杂敏锐的感性，在同代诗人中领先一步。作者之情通过“沉思者”这个客观对应物“体现出来，以沉思者之眼观照社会现实，沉思者的愤激之情，不仅蕴含在这些意象中，也表现于诗的节奏之中。作者为了突出内心对于“荒街”景象的充满愤懑而又压得喘不过气的情绪，“当一个年轻人在荒野上沉思”的句子，由四行出现一次，到两行出现一次，到一行出现一次，节奏越来越快，批判的力度也越来越强。
这样，他的诗在整个现代诗派低徊的情调、象征思维的同声相应外，以独特的智性手法与现代派各家大不相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三、拯救与逍遥
卞之琳受惠于中国古典诗词很多，接受象征派诗歌，不是一味模仿，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创造，并与民族审美传统有机融合。他有个性的接受着《荒原》的影响，淡化或摒弃了不符合民族心理的宗教虔诚和对情欲泛滥的谴责，吸收了其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
在艾略特的《荒原》中，诗人在传达着两种感情，即深深的哀愁和无望的寻求。在现实世界，荒原人百无聊赖，有欲无情，人的灵魂彻底死亡，毫无希望。背负着诗歌沉重的翅膀，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在灵与肉在斗争中寻求着生命的和谐，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虚无，认识到它死一般的存在，看清生命的真正意义。认为只有熬过荒原一般令人焦灼、苦闷的时刻，人类才能走出迷惘和痛苦。
卞之琳处于传统文化之根已在松动的文化土壤将被铲除的环境中，为了摆脱现实的束缚和人生的无奈，寻求终极信仰，便会转入内省化的精神宇宙流和意识流，从而脱离真实世界。但是他的这种寻求是对重建家园的憧憬，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荒城”意象正是诗人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现实体验、融入对“荒原”意识的思考之后，再造的一个独具东方民族文化色彩的“荒原”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