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红娘与桃丽娜形象内涵之比较

作者：侯国玉

的智慧与能力去促成小姐的爱情婚姻，都是那样的热情、无私、勇敢。然而，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爱情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桃丽娜有着红娘所不具有的新的爱情婚姻观念。
　　在西方，自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取得政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十七世纪的法国社会处于封建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阶段，王权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维持着封建社会即将逝去的繁盛。由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各种思想观念也都在悄然起着变化，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们，文学领域的斗士们要求废除腐朽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血统观念，要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薄伽丘在作品中宣称： “我们人类天生一律平等，只有品德是区分人类的标准。”塞万提斯也有言：“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值得拿性命去拚，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们主张恋爱自由，结婚自主。他们这些主张、思想，为后来的规模空前的启蒙运动埋下了引子，铺就了道路。
　　作为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莫里哀不能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就爱情婚姻观念来说，在桃丽娜力劝玛丽雅娜反抗父亲奥尔恭愚蠢决定时，鲜明地提出爱情婚姻应主情和唯情的主张。这段话至少包含着桃丽娜三个层面的主张：其一，她主张女子应该嫁给对自己有真正爱情的人，“两下里相好，别人管不着”，反对封建家长制的包办婚姻；其二，主张婚姻要建立在彼此“知心”的基础上，反对没有爱情的可悲婚姻；其三，主张婚姻的当事人要自己拿主意，反对消极等待，屈服命运。这些观念显然是红娘不曾有也无法具备的，它已渗入了一些民主启蒙思想的因子。
　　无论《王西厢》还是《董西厢》，都是在唐人元稹以自传体写成的《莺莺传》基础上艺术加工而成。无论是唐代还是元代，都应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男权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是普遍的思想观念，女孩子是没有选择婚配权力的。父母实际上是主宰子女后半辈子生活是否幸福的根本，他们在为子女选择对象时注重的是“门当户对”，而很少考虑子女个人的感情。红娘在《西厢记》中高扬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旋律，虽跨越了门当户对的婚姻等级制度，然而也主张等级与门庭并非不能解决，如张生不也可以通过上京取应，获取功名，从而娶得相国小姐吗?初、中唐因袭魏、晋以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习惯影响，是十分讲究婚姻门第观念的，豪门宦家之女是不入寻常百姓家的。即使在《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所处的元代，“愿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红娘诸多美德与特质，崔张佳人才子“洞房花烛夜”的皆大欢喜，也只是作者与广大劳动人民美好愿望的寄托罢了。
　　无疑，桃丽娜“主情”和“唯情”的新婚姻爱情观，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追求个人权利的一种体现，是与西方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的。《西厢记》中的红娘表现出来的是对封建家长专权的反抗，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促成了张生与莺莺的美满婚姻，但她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等级名分”的界线，不过是封建制度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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