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庐隐小说创作中悲哀情愫探源

作者：温　翼

精力都投入到琐碎的家务和教养孩子之中，她从客厅转到卧室，从卧室转到厨房，在那些平庸又平淡的生活中，事业、志趣都成了她生命中的“陈迹”。通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追求和探索中的情感悖论：“似乎结婚与不结婚对于知识女性来说，都不是好的选择。看来庐隐既不愿忍受独身的孤零，又不满于婚后生活的庸碌琐碎，‘何处是归程’?庐隐在这个问题面前十分迷惘”。在她看来婚姻是“女人的坟墓”，而笔者认为与其说庐隐笔下的婚姻是“坟墓”不如说是妇女解放的“终止”。妇女解放的实质并不是“娜拉出走”这样一个在高潮嘎然而止的戏剧动作可以诠释的，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层面上的反封建礼法可以完成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是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但“五四”女儿们一旦面临婚姻——她们反抗、斗争而来的婚姻，也只能是泪眼相对。“婚姻，那便是重新隐没，至少是半隐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新女性的瞬间将消失，留下一段美丽的‘五四遗事’，一段美丽的‘前尘’”。庐隐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视妇女解放为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他们探索与考察都滞留在形而上的思想文化层面。这正是庐隐找不到出路的症结所在。人生痛苦，恋爱痛苦，婚姻痛苦，独身也痛苦，于是死亡成了最后的终结。我们看到亚侠死了，丽石死了，沁珠也死了，庐隐把个人的悲哀与时代的悲哀渲染到了极致。
　　
　　三、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是在20世纪之初伴随着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传人中国的。在“五四”那样一个旧的父系意识文化体系开始瓦解，新的体系又未及建立的时期，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也很乐意接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庐隐也自然地接受了叔本华“悲的哲学”。她在自传中曾提到：“对于他的‘人世——苦海也’这句服膺甚深……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染上悲哀的色调了”。不难看出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是构建庐隐作品中悲哀氛围不可或缺的又一因素。
　　叔本华看来，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人生作为意志的肯定，其结果就是痛苦，没有持久的幸福”。庐隐深谙其“悲苦”的哲学内涵，因此总是“向着世界的一切感叹”，“含着泪凝视宇宙万汇”。她自己也说“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是凄苦悲凉之音”(《寄天涯一孤鸿》)，“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并且只有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寄燕北一故人》)，“只有悲哀，才是永驻我灵宫的骄子”(《时代的牺牲者》)。不仅如此，在创作中她也欣然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的观点。《海滨故人》中对露沙犯哲学病般的冥想有这样的描述：
　　“——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作?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春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有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呵!”
　　这一段关于露沙的思想，或者应说是庐隐的思想正是承袭叔本华“人生的幸福和满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一切满足或人们一般所谓幸福，在原有意义和本质上都只是消极的，无论如何决不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本来由于它自身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来的福泽，而永远必然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因为愿望，亦即缺陷，原是任何享受的先行条件。但是随着满足的出现，愿望就完了，因而享受也就完了。因此，满足或获致幸福除了是从痛苦、从窘困获得解放之外，不能更是什么”。同样，在庐隐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死亡，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叔本华的“痛苦的摆脱——死亡”有相当的契合。小说中诸如邵浮尘、曹子卿、张沁珠等，不论男女均以生命的终结为人生划上了句号。在他们眼里“死作为渴望的解脱已经是极受欢迎而被欣然接受了。随着死亡的到来，意志的那个最后的、已经腐朽的纽带也扯断了”。
　　庐隐的作品中笼罩着化不开的悲愁哀怨。这种创作中的悲哀情愫在“五四”时期似乎是与主流话语场背道而驰的，但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那悲哀感伤情绪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个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诸多原因的。庐隐是“五四”文学画廊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为我们留下的作品，既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又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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