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
作者：刘 群
80年代初，理论界陆续提出种种消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大陆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张爱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张爱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话题：鲁迅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其实早在60年前，胡兰成就首先将张爱玲和鲁迅进行比较，他说：“鲁迅之后有个她(张爱玲)，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的评价即便有些过于主观，但大体上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点。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也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文章。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曾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五四以来，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的研究被称为“鲁学”，时至今日，已有学者将张爱玲的研究叫做“张学”。难怪学者刘再复感慨“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无论是褒鲁褒张，还是褒鲁贬张，鲁张的比较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因此，假如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来解读，她的女权思想也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他们的女权思想相互补充，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作为思想家，经过了新文化启蒙时期的洗礼与思想革命的锻炼，鲁迅选择了社会历史关头的目击者和战斗者的角色，自觉地顺应风云变幻的斗争需要，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来表现女权思想，眼光悲悯而深刻。鲁迅作为男人在“看女人”，进而想“救女人”。他把女性放在复杂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外观式”的关注与俯视。女性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其生活的空间总是在被动地变化着。如祥林嫂，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到贺家坳，再回到鲁镇。每一次空间的转移都有一个和祥林嫂密切相关的故事发生，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使祥林嫂走向更加悲苦的境遇。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是因为丈夫死去，无子而又无处容身才到鲁镇做女佣；从鲁镇到贺老六家是因为被第一个婆家强行卖掉的，从而解决了小叔子的彩礼钱；从贺家坳回到鲁镇是因为第二个丈夫得伤寒死掉，儿子又被狼叼走， “大伯来收屋，又赶走她”。再一次回到鲁镇，祥林嫂得到的是鲁家的进一步轻视和周围人冷漠的白眼。祥林嫂就像一颗棋子，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被动而又无奈地默默挪移着。这种挪移并非“人”的意义上的自然的生命历程，实质上是其生命不断遭受消蚀的过程。公共空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没有防护的栅栏，所以也就任由那些看客带着嘲笑“鉴赏”着祥林嫂的种种不幸。
张爱玲作为女性是在“看自己”，然后“理解自己”。她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开拓了文学领域的私人生活空间。“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或许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张爱玲小说的一种缺点。但是也应该承认，“气势宏伟”、“视野广博”，更多的是男性作家所占据的审美高度。中国的现代女性，走出家庭的毕竟是少数，绝大数女性的生活空间就是家庭。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家庭。张爱玲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所以她努力地“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家庭就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狭小的私人空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破败的小家庭或大家族里。活跃其间的总是那些老太太、儿媳妇、孙女们。她们在阁楼上絮絮叨叨，在软塌上指手画脚，在厨房里怨天怨地。被席五爷抛弃在家里，像弃妇又像寡妇的席五太太；常年累月在厨房里忙得披头散发的全少奶奶等，全是如此。曾经拥有过的梦想和诗意失落在平庸的日子里，追寻到的往往是错位的、永不实现的缺憾情感。这是一群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她们受到男权主宰的世界由来已久的规范、压抑和制约，成为自觉的“第二性”和“房间里的天使”。这些处境局限的“天使”，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中和精神上对男人的谄媚、从属、焦虑和不满，家庭在张爱玲那里有着可供阐释的丰富意义，它象征着封建宗法遗留给女性的残余存活空间。而且只要稍加留意，就能从文本所隐含的信息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女性自己，而是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关闭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不近人情的规范，女儿、妻妾、母亲等从属身份的包裹，把女性终生束缚在家庭里，使家成为她们的生之处、死之所。
鲁迅作为时代的斗士，民族的灵魂，敢于正视广大世界里沉滞的苦难，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接受它。所以他把女性放在“众目睽睽”之下，俯视着并关注着她们的命运。身为“小女子”的张爱玲，拒绝了时代主流，也就拒绝了现实世界的苦难真实。于是，家庭就成了她表现自我感受的载体。如果说公共空间是对“大我”的执着追求，那么，私人空间就是对“小我”的独特关注。公共空间也好，私人空间也好，其实都不是女性真正的生存空间。女性真正的生存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二、失语现象／话语权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贬抑和压迫，其主要焦点在于“场”(空间)的占领。所谓“场”，即是“世界”、“社会”的同义语，也即是对社会控制和话语的权利。新女性主义一直强调“话语”的重要性，认为话语就是权力。关于话语，福柯认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大大超出了言语和语言。话语的背后隐藏了权力的真实影子。在漫长的男权文化历史中，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场”外，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在“场”言说的权力，只是作为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在男性的视野中自然地存在、无声地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