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评刘庆邦的《燕子》
作者：李遇春
曾几何时，中国当代文学中“审丑”风潮弥漫一时，至今未曾消歇。从“寻根派”到“先锋派”，从“新写实”到“私人化”，再到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及至当下的“底层写作”，无不从精神到形式全面走向了“审丑”。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审丑”本身无可厚非，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不少“审丑”杰作。问题在于许多当代中国作家“为审丑而审丑”，他们的作品几乎成了“丑恶的展览”。这一点连标举为“底层”说话的作家也不例外。许多底层小说为了渲染所谓“苦难”，结果把底层小说变成了“苦难的展览”，其实质即“丑恶的展览”。由此给读者一个不良印象，仿佛当代中国作家是一群“不讲卫生”的特殊人群，语言上不讲“语言卫生”，精神上不讲“精神卫生”，心理上不讲“心理卫生”，这与孙犁的“洁癖”大相径庭，可谓“暴露癖”。读这样的小说其实是一种冒险，弄不好就会以“心理健康”作为阅读的代价。
我之所以格外看重刘庆邦的《燕子》，就因为这是一篇近年来少见的审美型而不是审丑型的底层小说。从精神到形式，这篇底层小说都充满了美感。刘庆邦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确实流露了审美的“洁癖”，用他的话说就是“哪儿美往哪儿走”。这篇小说的“本事”其实很残酷：在一次煤矿垮塌事故中，小女孩燕子的爸爸和他的矿工同事们一起被埋葬在了大山的深处。从此，燕子天天等待着爸爸的归来，但她不知道爸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种伤心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如今司空见惯，新闻媒体中频繁地报道着仿佛永远也没有了结的煤矿事故。对于刘庆邦来说，直面现实中的鲜血和死亡是一种写法，可是那样就陷入了苦难叙述的俗套，其指向正是当下常见的审丑风尚。对于这种审丑型的底层叙述，刘庆邦并不陌生，他本人甚至还是这种风尚的践行者之一。然而这一次刘庆邦来了个漂亮的审美转身，他没有选择正面的审丑，而是选择了侧面的审美。他没有正面叙述女孩的爸爸的死亡事件，而是把叙述聚焦在小女孩燕子的身上。
小说开头即用抒情的笔致写矿场工地的自然景观，写两个孩子的玩耍，看似轻灵，实则轻灵中透出沉重。这份沉重是含蓄的，依稀隐约，非常有诗的美感。然后由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执引出孩子们的妈妈，燕子的妈妈在工地当搬运工，收入微薄，无力承担燕子上幼儿园的费用，只能把她托付给男孩阳阳的妈妈照看。但燕子看到阳阳有爸爸，总是询问自己的爸爸何时回来，妈妈只能撒谎，说爸爸出差去了，要等小燕子飞回来的时候才能回来。这真是一个美丽得让人心酸的谎言。可怜的妈妈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谎言的真实，深怕被孩子看出了破绽。小女孩一边寻根究底，一边苦苦地等待着燕子飞回来的那一天。作者对小女孩的心理刻画是通过一系列的白描手法来实现的，如小女孩说不喜欢小燕子，因为小燕子不勇敢，不敢飞回来，其实这是她盼望爸爸回来的一种“小心眼”。像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刘庆邦通过精彩的细节描写把小女孩写得活灵活现，把一场灾难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写得曲尽其妙。如果作者正面写女孩的爸爸的死亡事件，那将是一篇情节型的底层小说，而刘庆邦选择了侧面写女孩思念爸爸的日常生活细节，于是《燕子》就成了一篇细节型的散文化的底层小说。
没有鲜血并不代表没有罪恶。回避丑陋并不代表作者软弱。对于刘庆邦来说，惟其看惯了现实中的鲜血和丑恶，故而要在创作中寻找和展现现实生活中所匮乏的爱和美。与其说作者表现的是所谓“人性美”，毋宁说是“人情美”。人性的善恶之辩自古及今没有终结。“人性美”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如今奢谈“人性美”多少有些矫情。而“人情美”是形而下的现实，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情感纽带，它是建立在道德和良知的基础上的，所以是一种德性之美。在《燕子》中，宋小英对失去丈夫的杨丽芳的同情与照顾表现了一种德性之美，青年矿工林志文敢于承担照顾杨丽芳母女的重担更是一种德性之美，工友老刘和小孙对林志文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同样也是一种德性之美。总之，德性之美是《燕子》这篇小说的灵魂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