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评刘庆邦的《燕子》

作者:李遇春




  孙犁曾说他写小说有“洁癖”。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丑陋的人和事太多了,读者活着本就相当愁苦,如果连小说中也尽是丑陋不堪的人事,那活着就更艰难了。所以孙犁写小说习惯于把来自生活的素材做一番“净化”处理,这样他的小说就显得特别“干净”,读起来让入神清气爽,无形中对生活多了几分留恋和憧憬。
  曾几何时,中国当代文学中“审丑”风潮弥漫一时,至今未曾消歇。从“寻根派”到“先锋派”,从“新写实”到“私人化”,再到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及至当下的“底层写作”,无不从精神到形式全面走向了“审丑”。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审丑”本身无可厚非,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不少“审丑”杰作。问题在于许多当代中国作家“为审丑而审丑”,他们的作品几乎成了“丑恶的展览”。这一点连标举为“底层”说话的作家也不例外。许多底层小说为了渲染所谓“苦难”,结果把底层小说变成了“苦难的展览”,其实质即“丑恶的展览”。由此给读者一个不良印象,仿佛当代中国作家是一群“不讲卫生”的特殊人群,语言上不讲“语言卫生”,精神上不讲“精神卫生”,心理上不讲“心理卫生”,这与孙犁的“洁癖”大相径庭,可谓“暴露癖”。读这样的小说其实是一种冒险,弄不好就会以“心理健康”作为阅读的代价。
  我之所以格外看重刘庆邦的《燕子》,就因为这是一篇近年来少见的审美型而不是审丑型的底层小说。从精神到形式,这篇底层小说都充满了美感。刘庆邦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确实流露了审美的“洁癖”,用他的话说就是“哪儿美往哪儿走”。这篇小说的“本事”其实很残酷:在一次煤矿垮塌事故中,小女孩燕子的爸爸和他的矿工同事们一起被埋葬在了大山的深处。从此,燕子天天等待着爸爸的归来,但她不知道爸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种伤心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如今司空见惯,新闻媒体中频繁地报道着仿佛永远也没有了结的煤矿事故。对于刘庆邦来说,直面现实中的鲜血和死亡是一种写法,可是那样就陷入了苦难叙述的俗套,其指向正是当下常见的审丑风尚。对于这种审丑型的底层叙述,刘庆邦并不陌生,他本人甚至还是这种风尚的践行者之一。然而这一次刘庆邦来了个漂亮的审美转身,他没有选择正面的审丑,而是选择了侧面的审美。他没有正面叙述女孩的爸爸的死亡事件,而是把叙述聚焦在小女孩燕子的身上。
  小说开头即用抒情的笔致写矿场工地的自然景观,写两个孩子的玩耍,看似轻灵,实则轻灵中透出沉重。这份沉重是含蓄的,依稀隐约,非常有诗的美感。然后由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执引出孩子们的妈妈,燕子的妈妈在工地当搬运工,收入微薄,无力承担燕子上幼儿园的费用,只能把她托付给男孩阳阳的妈妈照看。但燕子看到阳阳有爸爸,总是询问自己的爸爸何时回来,妈妈只能撒谎,说爸爸出差去了,要等小燕子飞回来的时候才能回来。这真是一个美丽得让人心酸的谎言。可怜的妈妈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谎言的真实,深怕被孩子看出了破绽。小女孩一边寻根究底,一边苦苦地等待着燕子飞回来的那一天。作者对小女孩的心理刻画是通过一系列的白描手法来实现的,如小女孩说不喜欢小燕子,因为小燕子不勇敢,不敢飞回来,其实这是她盼望爸爸回来的一种“小心眼”。像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刘庆邦通过精彩的细节描写把小女孩写得活灵活现,把一场灾难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写得曲尽其妙。如果作者正面写女孩的爸爸的死亡事件,那将是一篇情节型的底层小说,而刘庆邦选择了侧面写女孩思念爸爸的日常生活细节,于是《燕子》就成了一篇细节型的散文化的底层小说。
  没有鲜血并不代表没有罪恶。回避丑陋并不代表作者软弱。对于刘庆邦来说,惟其看惯了现实中的鲜血和丑恶,故而要在创作中寻找和展现现实生活中所匮乏的爱和美。与其说作者表现的是所谓“人性美”,毋宁说是“人情美”。人性的善恶之辩自古及今没有终结。“人性美”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如今奢谈“人性美”多少有些矫情。而“人情美”是形而下的现实,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情感纽带,它是建立在道德和良知的基础上的,所以是一种德性之美。在《燕子》中,宋小英对失去丈夫的杨丽芳的同情与照顾表现了一种德性之美,青年矿工林志文敢于承担照顾杨丽芳母女的重担更是一种德性之美,工友老刘和小孙对林志文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同样也是一种德性之美。总之,德性之美是《燕子》这篇小说的灵魂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