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接受美学与诗词鉴赏

作者:许晓云




  “接受美学”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汗斯·罗伯特·尧斯提出,后流行于德国和前苏联,前一段时间也成为我国文艺界讨论的焦点。“接受美学”有意识地突出了读者这一角色,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去发现美、创造美。这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存在一定差异,也是一个新的方法。
  中国传统的诗词鉴赏方法很多,如“披文人情”,“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等,每一种鉴赏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而且在鉴赏过程中,往往并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几种方法同时运用,彼此互相联系。“接受美学”的方法,古代的诗词鉴赏理论中已有所关注。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咀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这段话是说鉴赏因人而异,这已经是涉及到“接受美学”方面的问题了,只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诗可以兴,……‘可以’云者,随可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这段话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情致心绪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作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这必然会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王夫之的这段话,阐明的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
  “接受美学”认为,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美学观点、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态。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也可能因为年龄、环境的变化而对同一文本产生理解的差异。同时,读者的接受活动还可能受到外界如道德行为规范、社会风俗、审美习尚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认知方式除了受自身的天赋等先天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经历和修养。先天和后天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接受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也正是《易经》所说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不同的读者因气质、经历、修养的迥异,对同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和理解也就千差万别。宋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然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易安……南渡以来,长怀洛京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可知这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宋刘辰翁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因为词中包含着深沉的家国之思,才使须眉读之而感慨泪下。但词中也用了口语,将孤孀情怀直白道出。因此,也有人谓其俚俗不雅而加以指责。宋张炎在《词源》中说:“昔人咏节序,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花语》赋元夕,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莺》赋元夕,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间,则绝无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
  同一首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鉴赏者眼中,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其中原因值得探究。刘辰翁的一番话,作于南宋灭亡前夕,且其词风直承辛弃疾爱国忧国之豪放风格,多抒家国兴亡之慨,以彼时之胸怀,读李清照之《永遇乐》。自是心灵相通,感慨万千,以致为之泪下;而张炎写《词源》之时,距南宋灭亡已有几十年之久,原有的爱国义愤,也因时过境迁,变得淡薄,因而对李清照《永遇乐》的今昔之感与家国之思,只评“亦自不恶”而已;而他一向主张词要“雅正”、“清空”,所以对柳永等能“付之歌喉”的通俗词篇皆不以为然,而完全推崇“绝无歌者”的“雅”词,如周邦彦、史达祖的词篇,对“雅不伤俗”的李清照的词也加以挑剔。
  从接受主体来看,年龄、生活阅历、文化层次、道德修养、知识结构也是造成迥异的接受方式。《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和谢玄的一段对话:“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玄年轻,泄世未深,他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来鉴赏《诗经》。而谢安年长又位居高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两者的鉴赏结果自是不同。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评论:“……‘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暇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又说:“谢太傅于《毛诗》取‘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节,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王夫之的这一观点,已和接受美学的观点相吻合。年龄、身份、地位造成了接受的差异性。谢玄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欣赏,他的看法带有普遍性。而谢安作为一个重臣,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在阅读过程中,会把这种思想带到作品中。“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恰好引起他的共鸣。只有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评价。《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了一件跟苏东坡有关的趣事:“东坡在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人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赏识。’”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文化层次、道德修养,苏东坡与二老兵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因深有感触,才读凡数遍。第一位老兵是完全无法理解《阿房宫赋》的内容,第二位老兵虽有所评论,却是断章取义,有感而发,因“不敢言而敢怒”符合他此时的心态。
  就某个特定的接受主体来说,年龄、生活环境、心态的改变也可以引起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态度、认知方式发生变化。如黄庭坚谈到他读陶诗的体会:“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此外,接受主体对作品的理解,有时和作者的用意也相去甚远。谭献说:“作者的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之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根据汉字的多义性,欣赏者可以各自发挥,只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王国维的成大事业的三大境界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描写这三种境界的句子,分别引自宴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辛弃疾的《清玉案》(元夕)。这三首词的原意和王国维所说的三种境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他却能根据自身的体验,发前人所未发。
  “接受美学”给我们的启示,正如陈新璋在《诗词鉴赏概论》中所说:“诗词鉴赏中,如果鉴赏者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那就可能摆脱‘名家(或名作)崇拜’观念的束缚,获得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自由,进入美感的广阔天地,对诗词作品做出独特的再创造与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