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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作者：邓 涛
明确提出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始于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郭沫若在这次大会上说：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卓越的教育家，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是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自画像。[1]
任教育部佥事，提倡美术。
鲁迅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那是1912年的事。他在北京14年，主要职务是教育部佥事（从1912年3月直至1926年8月）；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的文友曹聚仁撰文指出：鲁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谈及鲁迅“提倡美术”。其具体业绩有：重视美育教育、培养美术师资，关注儿童美育、举办艺术展览，规范美术教育、拟写正式文件，等等。许寿裳说：蔡元培先生任职教育部长，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关注。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的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鲁迅在民主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2]
鲁迅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系北大校徽的设计者。时为讲师的他，认真严肃的教学态度、精湛的讲课艺术、亲密的师生关系，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
“小说”一课，校方明知重要，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设计为系列演讲（演讲者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那是周作人所推介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按照当年北大校方的有关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3]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作者1920年至1924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印行上卷，1924年印行下卷。北京北新书局于1925年印行合订本。一般认为，在分体文学史中该书是最早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鲁迅在编写和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写道：“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鲁迅为了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曾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搜集大量的材料，做了极其繁重的校正考订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后汇编成《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这三部书是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基本参考资料。
当时在北大听课的青年学生，后来写了不少文章赞扬鲁迅先生的讲授法。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包括讲述、讲解、讲演三种基本方式。概言之，鲁迅讲授法内涵坚持唯物史观、讲解重点问题、注重思想教育、善于联系实际和语言精练生动等五大特质。
深受学生爱戴的鲁迅拒绝充当“导师”。他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告诫：“联合起来”，自己寻路，开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尤其要保持警惕。鲁迅在北大期间，还在课外用了大量的时间，指导青年学生写作，帮助学生检阅文稿，答复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
鲁迅先生在大学里任教多年，具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大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有过非人云亦云的真知灼见，现将有关内容略述如下：
（一）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教授说：鲁迅的“人生计划”是为民族、为大众、为社会，即使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鲁迅认为，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因为教育是有目的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它们的继承人，维护它们的阶段利益的；而革命人民的教育事业，则是为了培养革命的接班人，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剥削阶级散布教育可以脱离社会的谬论，其用意就是为了掩盖它们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真相。
鲁迅还强调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他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三·一八”后，鲁迅由于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原是应林语堂的邀请，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担任文科教授，[4]他初到那里，觉得还不坏，打算在那儿住两年，想把先前已经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来。可是鲁迅一住下去，便觉得不对了。后来勉强住满了一学期；他当时的心境，可以下得“淡淡的哀愁”的考语。鲁迅喟然长叹：“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政治，又乃政治因素使然，教育与政治，政治和教育，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
（二）须“全盘改造”大学，反对在大学里实行封建主义的教育。
鲁迅对当时大学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十分清楚，他曾多次对此进行深刻的揭露、分析和批判。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5]鲁迅有一封写给景宋的信，说：“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鲁迅在另一封信中说：“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抢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故此等等，鲁迅认为：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要“全盘改造”大学，首先就要改变环境，改造社会。
鲁迅还强烈反对在大学里实行封建主义的教育。他在女师大风潮中，写了《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等文章，对教育部和女师大当局对女生实行封建家长式的管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6]
（三）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舍掉古文而生存”，名人的话未必是名言。
在《读书杂谈》一文中，鲁迅道破了读书的真谛：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读书，不仅在读“书”，而在“读”中所达到的“境界”，只要进去了，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他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一曰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二曰“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作的报告，收入杂文集《三闲集》。在讲演中，他从语言文化入手分析了中国是怎样成为“无声的中国”的，鲁迅找出了病根，并开出了一剂药方：“舍掉古文而生存”，只有白话文才能使人更好的交流。在《作文秘诀》中，鲁迅讥讽复古逆流，提倡“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
鲁迅的《名人和名言》，以名人的言论常有谬误的事实，说明名人的话未必是名言，许多名言常出自田夫野老之口，从而告诫人们分清“名人”和“名言”，对于妄以“名言”自许的人，应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马建强.教育家：鲁迅先生的另一张面孔.中国教育报，2007-08-24.
[2][5]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邓涛，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