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高老庄》中子路还乡解读
作者：孙绍荣
一、高老庄已非昔日的故乡
高老庄曾是一方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山深似海、藤蔓垂挂、连翘肥硕、湖沟幽深、还有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的白云湫……；而且高老庄的人正直、善良、纯朴，执著中带着一丝天真，“你若坐车，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的，你若把一张钱丢下去，卖杏人就把杏往上搁，你没有接够数，他们会撵着车跑呀跑的，还给你扔！”②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之际，古老的高老庄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的高老庄再也不是子路记忆中的那个高老庄了，现代工业文明无孔不入的力量以把古老高老庄曾经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变为历史。高老庄人迈开了向工业化、商品化经济发展的步伐，乡镇企业随之兴起。蔡老黑率先抓住时代命脉，在高老庄承包了颇具规模的葡萄园，坚定地走出商品化的第一步。外地人王文龙走进高老庄和当地女强人苏红联合创办地板厂，鹿茂还办了纸箱厂与地板厂配套，高老庄的企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预示着高老庄由传统农业文明开始走向现代工业文明。高老庄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他们告别了传统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农耕方式，纷纷加入到商品化、工业化的大潮之中，就连原来务农为生的菊娃也在街上开了杂货店。这一切表明，今日的高老庄已经浸淫在商品经济中，昔日的自然经济及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已经离历史的脚步远去了，这也是改革时代大潮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之势。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商品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因素在向高老庄渗透，甚至形成某种挤压，打破了它的封闭性和既有的生存状态，高老庄人不能不对这种时代变革作出自己的回应和价值选择。在这种外力的逼压下和变革回应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高老庄人都难免心气浮躁，心灵躁动不安，乡村氏族文化传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发生解体，保守封闭性的文化人格在发生裂变，从而引起人们从现实生活追求到精神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农村所赖以致富的途径也不过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源掠夺式的工业；贫困而倔强的苏红为了实现致富的夙愿，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仅有的追求变成了对金钱对男性的欲望；太阳坡的林子封了十年，只因传出“谁砍了是谁的”③风声，整个林子一夜之间化为平地；想自己发财而又见不得别人富，为此高老庄人对白云寨人大打出手；还有狗剩、晨堂等人为了一己之私什么事都干的出来……面对高老庄的变故，子路只有无奈的叹息——对成长记忆中美好家园难以言说的失望，他这样形容现在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恶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为妓女的苏红，有着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又臭气熏天的尿窖子，有苍蝇横飞的饭店……”。④
高老庄呈现出作为精神与文明之根的乡村乌托邦被城市文明全然侵蚀，精神家园彻底荒芜，昔日美好的乡村变得与城市一样狰狞，显露出荒野气息。本来是要还乡寻找心灵安抚的子路，当他置身与脚下的土地时，却发现尽管自己的真身回来了，但游荡的心灵根本无法得到安静。子路成了故乡中的异乡人。
二、子路在城乡之间疲惫奔波
子路，在作品中，贾平凹用孔子七十二圣贤之一的子路为自己的主人公命名可谓匠心独具。显然他试图用子路作为长期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的承载者来描写，从而寄托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十五年前，父亲送他到省城去上学。他带着高老庄人特有的矮体短腿，在省城读完了大学，也在高老庄男人的矮体短腿的自卑中培养了好学奋斗的性格，成为一位教授。文化身份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城乡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巨大反差，使他在心理情感上更倾向于认同城市文明，力图远离乃至摆脱乡土文化的羁绊，此时的子路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种逃避乡土、寻求精神突围的焦虑。小说写子路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后，便开始看不惯菊娃的神态举止，数说她不注意打扮，恨不得按照城市女人的标准一下子把她改造的尽善尽美。菊娃不能接受这种改造，认为是子路在开始嫌弃她，于是彼此的感情裂痕日益扩大。子路在精神苦闷与焦虑中恋上了一个城市女人，初尝了城市现代女性的滋味，喜不自禁。菊娃发现了他的婚外恋，无法容忍，大闹不止，结果干脆离了婚。子路发誓要找一个自己最满意的让外人企羡的老婆，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心理思维和族种，正巧就认识了西夏。他穷追不舍，终于达到了目的。西夏高大漂亮，开朗热情，是非常富有现代感的城市女性，这使子路感到很得意、很满足，在情感生活上非常投入。
然而城市生活并没有完全改变子路的文化心理，在他的意识深处，仍然潜存着深深的自卑感：从表面看是来自于形体上的作为高老庄人矮体短腿的自卑；从深层看则是根源于乡土出身的文化身份的自卑。虽然他现在的户籍关系是城里人，现在的文化身份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精神上却依然漂泊无归，并没有能寻找到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因此仍然会时时想到高老庄，想到菊娃和儿子，时时感到灵魂不安。
传统的乡土文化精神曾导引着他勤奋进取，并由一个农村娃成为被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在拥挤的都市为自己赢取了一方天地。但乡土文化的缺陷也在他的身上得到根深蒂固的生长。当他回到高老庄后，乡土文化的不良分子如鱼儿回到水中在他身上呈现并蔓延开来。姑且不说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潜在心态，就说他的循规蹈矩，按照母亲的安排，他带着西夏挨家挨户去拜访本家亲戚，接受村民的打发。父亲逝世三周年，他竟然也入乡随俗，大祭特祭，不惜讲排场、搞攀比，对迷信活动不但不反对，反而任之由之并亲自参与；而过忌日时煮骨头却让西夏领走小孩，怕没剔净的骨头被他们啃了，可谓集挥霍与小气于一身。离婚的妻子菊娃他仍视作自己的人不容他人顾盼，简直想学古人也有三妻四妾，而他却显得唯唯诺诺、不明不白。对于村子里的事、蔡老黑等人的事儿，他退避三舍，不愿过问。回到高老庄，便不再讲卫生，有时连牙也不刷……。西夏批判他：“你想想你回来这些日子处理的事，还像不像个大学教授，你带了有色眼镜了，看谁都带了色了……”⑤高子路回到农村后，一切言行连思想意识完全从一个大学教授回落成了一个农民，这一回落绝非偶然。在大学做教授的高子路和农民的高子路身上浸淫了同样腐蚀人毒害人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无疑是乡土文化中的有害成份。
而且回到高老庄的子路再也找不到在城市里作大学教授时的那份自信了，他的立身处事处处不顺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他既反感堂兄弟的龌龊行径，但又奈何不得；与菊娃藕断丝连的关系使他在面对蔡老黑和王文龙时只觉得尴尬；更有深意的是，在高老庄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基本功能也在逐渐丧失，“换种”的计划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切都使子路感到愤慨和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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