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胡风文学的批评观
作者：赵啸非
胡风在早年的匆忙赶路、矛盾迷茫中曾经写过“忧郁的诗”，在阅读中也往往为作品中朴实的情感所打动，那时他相信文学是寄托情感的。但不断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使得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矛盾起来，后在日本接受了普罗文艺理论，思想发生了大的改变，加上鲁迅、高尔基等中外作家的作品和实践影响，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信仰[1]。总的来讲，胡风的文学观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学起源上的“反映论”，二是文学功用上的“启蒙观”，这两个层面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的功利性。
在文艺起源问题上，胡风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同时又认为“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也就是说文艺要服务人生，这就自然过渡到了文艺的功能上，在此方面，胡风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和鲁迅所坚持的“启蒙主义”。他曾在《文学与生活》中引用过鲁迅关于启蒙的一段话:“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胡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战斗性，要敢于揭露黑暗，甚至是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把五四新文学看作是“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的“革命文学”，赞赏鲁迅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战斗精神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的人道主义的战斗道路。
由此看来，胡风的文学观是针对现实人生需要的，甚至把文学看得和民族解放事业一样神圣，以至终生执守。正因为如此，他对文学就不免寄予过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时竟达到要求文学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翼，“开始是先锋的一翼，现在也还是辅助的一翼。”这明显夸大了文学的作用，毕竟“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鲁迅虽然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并创作了大量可称之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可他对文学的作用是有过怀疑的:“我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显然，胡风的文学观带有意识形态浓厚的战争年代的特征，但在那个时代持这一看法的并不止胡风一人，甚至比他更激进者也大有人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风强调文学对现实人生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没有忽视文学自身的特征，主张文学通过自己的方式反映现实，反对作家充当留声机，反对标语口号式和理论原则性文学。以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为例，胡风声称“从不写和文艺不联系的政治文章。我的立场和观点都透露在我的文艺评论或作品的感情态度里面，用政治词语反而表现不真切”。虽然他在早期的论文中提出过“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关于艺术和政治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存在的”等观点，但这是以对“政治”的不同理解为前提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批评“第三种人”时，他就指出政治“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历史要求的最高形态”，与一般的政府、政治家之类词的含义不同，也不同于有明确目的的政治活动。后来又补充道:“说文学依存于政治者，是以为政治为现实要求的最高的综合表现，是含有真实的生活内容和广远的发展趋向的综合表现。”与此同时，胡风又在不断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强调文学是“形象的表现”，“文艺应该通过自己的道路去反映政治，”“现实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通向整体斗争。”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胡风自觉地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另一种转换，他认为文艺与政治的联结“实质上就是创作与生活，或者说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联结问题”[3]。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时代的要求’和‘文学的发展步伐’的联结，它只能在具体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联结过程中才能实现”，从而就把“文学与政治的命题具体化为政治的艺术性表现问题，进而转化为文学的艺术性问题”。
不仅如此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胡风也倾向于把一般人从政治角度认识的问题，归结到了作家和生活结合、作家的生活实践上。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胡风要求作家关注‘灰色的战场’，但重要的并不在于看到它的‘灰色’，而在于感觉到它表面的‘灰色’之下的‘火热的内容’”，而这就必须要发扬作家的主观精神。因此，“胡风的文学观，不仅仅是认为文学必须‘为人生’，实际上还有着浓厚的认为文学乃是‘为生命’的色彩。”正因为胡风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才会那样关注文学的创作实践和作为创作来源的生活实践。于是，他的文学观及其理论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两股力量相互对抗激荡，使得其理论比之“正统”的左翼理论具有了更大的张力和更多的阐释空间，但倾向于功利性又阻碍了理论的深入发展。
胡风的批评观是受其文学观的影响和制约的，这突出表现在其批评观中带有很大的实用成分，也就是“为人生”。在胡风的阐释中，对于批评的任务和功能的解说，远多于对批评本体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批评的“功用论”盖过了“本体论”。在批评标准上，他主张“社会学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之统一”，但操作中社会学的需要往往高于美学的鉴赏。与胡风对创作中的作家主体的高度重视相对应，他对批评家本身的素质及任务也给予了足够的关切。
参考文献：
[1]胡风全集2-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
[3]支克坚.胡凤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赵啸非，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