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毕飞宇小说人物形象解读
作者：史言喜
读毕飞宇的小说，我们会对人性异化有一种新的认识：即人性之所以异化固然有人性迷失者自身人性缺陷的因素，而更主要的则是命运的安排与捉弄，是历史的无情与残酷。
《青衣》中的筱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当她唱红了《奔月》，成为当代嫦娥后，“我就是嫦娥”在她的生命意识里便牢牢地扎下了根。这种强烈的意识暗示使她烫伤李雪芬，嫉妒春来，折磨自己。“我就是嫦娥”让筱燕秋在不知不觉间被异化，不但让她丢掉了人格、尊严，还丢掉了人性——包括女性意识和母性意识，既便是嫁给了面瓜，做了家庭妇女，她依然可以把围裙当水袖在厨房里起舞，而一旦有机会重新登台，她就拼命地减肥、堕胎，她不要丈夫，也不要自己，“孩子”在她心目中也没有位置，因为她是嫦娥，而不是女人筱燕秋。胎儿死于腹中，血流遍地时，她身上的女性意识与母性意识也就荡然无存了。她发现“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才是嫦娥”后，独自在大街上、大风雪中开始了她的疯狂表演。然而这表演表象是疯狂，实质是迷失。她主动迷失掉了俗世的女人——筱燕秋，又被动地失掉了女人的极致——嫦娥；于是，她既不是嫦娥，也不是筱燕秋——那么，我是谁？这一人生的终极追问迫使她逃避到完全的迷乱中，使她成为人性的迷失者。
如果把筱燕秋的人性迷失完全归咎于她人性的缺陷，归咎于她对工作的追求、对理想的执着，认为这是她迷失自己，进而自觉主动地被异化的根本原因，恐怕是不妥当的。毕飞宇说：“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与虚拟的双重世界。筱燕秋的身上最让我着迷的东西其实正是这两样。有一句老话我们听到次数太多了，曰：性格即命运。这句老话因为被重复的次数太多，差一点骗了我。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这个结论是狰狞的，东方式的。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它决定了汉语作为被动语态的妥协功能。”毕飞宇在这段论述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对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关系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命运决定性格。也就是说，形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命运的安排，而非人物的过失。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深度莫测的，人的一切人性缺陷与盲目行为都不自觉地受到既定命运的掌控与操纵。筱燕秋因为水泼李雪芬而付出了离开舞台二十年的代价，而当她40岁时却因烟厂老板偶然的兴致而重获登台的机会，又因意外怀孕人工流产体力不支丧失独占毡毯的机会，这一切，不是命运给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么？在《青衣》中，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人总是吃错了药，吃错了药的一生经不起回头一看，低头一看。吃错药是嫦娥的命运，女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人只能如此，命中八尺，你难求一丈”。这段话可以看做作者对筱燕秋悲剧产生的一种解释。
正是因为作家持有“命运决定性格”的文学观念，拥有悲天悯人的博大人文情怀，出于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关爱，才使得作家即便在揭示人性之恶时，也没有用批判的、审视的眼光，没有裸露出鲜明的批判指向。既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浅薄的怜悯与同情，既没有鲁迅的深刻犀利，也没有余华的严峻冷酷，而是充满着脉脉温情，充满着理解与宽容、心疼与伤痛。自始至终，小说的叙事与感情基调都与筱燕秋的喜怒哀乐、筱燕秋命运的跌宕起伏共鸣与共振着。毕飞宇谈到筱燕秋时说：“我不喜欢筱燕秋，不恨筱燕秋，我惟一能做的事是面对筱燕秋。我面对，不是我勇敢，是她们就在我的身边，甚至，弄不好，筱燕秋就是我自己”。“当我动手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我与那个叫筱燕秋的女人已经很熟了，这是真的。在我的身边，筱燕秋无所不在。她心中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我时时刻刻能体会得到。”这段话明确表达出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情感认同。
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生存方式、道德标准的复杂变化，让我们面对着许多诸如金钱、美色、声名、权势等的诱惑，我们的灵魂时刻面临着考验。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学习压力的增大，各种人事关系的复杂紧张，又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焦虑中，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迷失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筱燕秋就是“我”，是“我们”，恐怕这才是筱燕秋这一形象的意义所在。
《平原》是毕飞宇2005年的新作，在这部长篇中，作家呈现给我们的是“文革”政治意识形态下生命个体的人性和生存状态及其悲剧，表达的依然是对人之存在的深切关怀。人性的扭曲异化，人的迷失在《平原》中得到了更为生动的描述与更为深刻的思索。
南京知青吴蔓玲到王家庄后就给自己定下了“两要两不要”的准则：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随口说的一句“前途无量”让她迷失了自己。为了尽快拉近“和贫下中农的距离”，她的舌头也悄悄拉直了。“是”不再是“是”，而是“四”，“吃”不再是“吃”， 而是“吃”。吃饭时“吴蔓玲端着大海碗，和乡亲们一起蹲在地上，几乎像一个叫花子”，“ 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面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吃完了，她并不回去，而是“撑着自己的大腿，站起来，打两个饱嗝，再把右手握成空拳头，跷出小拇指，剔剔牙。一边剔，一边和乡亲们聊聊天。”这哪里是一个未婚的南京女青年，分明是乡村邋遢的老大妈！为了“无量”的政治前途，她和男将一样挑大粪，经血湿透了裤管，仍坚持着“轻伤不下火线”。对自己近乎残酷的身体折磨让她变得“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她的青春、美貌、好听的南京话，甚至还有爱情、人性本能的欲望，全被一句“前途无量”遮蔽了，在狂热的政治理想召唤下，吴蔓玲不仅失去了自我意识，还失去了性别意识，甚至失去了人的意识。与狗的亲昵唤醒了她的生命本能，当她从狗身上获得性爱体验时，也就注定了她不可能再像正常女性一样生活，她被政治信念和目标异化了，成为人性的迷失者。她是“铁姑娘”，村支书的社会角色要求她应该有的行为举止，特定的脸谱化的面具已经与她内在的人性融为一体，她面具下的真实人性已经被支书这一角色所取代，成为一个空洞“能指”。吴蔓玲是一个完全被时代政治化了的人物，是一个被压抑、被扭曲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她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
如果说吴蔓玲迷失于权力，三丫则迷失于爱情，老骆驼迷失于对人的恐惧，顾先生迷失于政治迫害与思想改造……是什么让他们迷失了自我？我想起毕飞宇的话：“生活不只有‘蒙着’的眼睛，也还有一双手”。这双手是命运、是历史、是政治、是权力、是性格……这双手的力量强大无比，对这双手的任何的抗争都是徒劳的、无益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双手编排的都是悲剧。这一幕幕悲剧让我们心灵震颤的同时也抚慰和丰富我们的心灵。文学是有关心灵的事业，人应该得到同情，文学应当维护人的精神高贵和内心纯洁，在这一方面，毕飞宇的创作是做到了的。他的悲悯几乎无所不在，他以人文情怀贯穿小说始末，用宽容、理解来“久久望着”他笔下的人物，他似乎无意于给他的主人公指出一条救赎之路，他只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言说他们的欢乐与忧伤、希望与无奈。
参考文献：
1.路易斯·夫尔:《什么是异化》，克洛威尔出版公司1969年版，《异化专论集》。
2.毕飞宇:《<青衣>问答》，《小说月报》，2000，（7）。
3.毕飞宇:《沿途的秘密》，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史言喜，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