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漫谈大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
作者：丁 帆
丁帆，男，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学会理事。出版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新时期小说读解》（与徐兆淮合作，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文学的玄览》（北京出版社1998年6月版）；《十七年文学：人的失落》（与王世城合作，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与许志英主编，教育部重大项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重回“五四”起跑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有系列随笔集《江南悲歌》（岳麓出版社1998年出版）；《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枕石观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江南文化散步》（台湾远流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报》、《文论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数十篇为《新华文摘》、“人大影印资料”等多种报刊转载。
我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母语是终生的课程，尽管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学习，但是各个阶段的学习目的是不同的，如果说中小学主要解决的是工具层面的听说读写问题，那么，大学语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作品(包括各种文类)的人文理解和审美理解，乃至于更深层面的工具性理解。”①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大学语文（“大一国文”）有不同的看法，赋予了不同的教育使命，也就有了不同的课程定位，大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也因此而命运多舛。
20世纪前半叶，即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诞生，不同时期及不同大学开设“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其目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补缺”，即补学科设置之“缺”，但并不重视其在教育中存在的意义。在晚清大办新式教育的运动中，与来自西方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课程倍受重视不同，本土化的“国文”特别是其中的“文学”因难见其实用价值而遭到时人的轻视与忽略。后因梁启超、王国维诸位先贤的鼓与呼，其启蒙与救亡的意义得以彰显，才又受到人们的青睐。陈平原君还有一个解释，即“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订，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②即使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学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二是“补课”，“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白话文在中国教育中逐渐获得了“话语权”，冲击了文言教学，语体的转制使受教育者出现了读写障碍，所以从高中到大学，都需要补补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课，“大一国文”的开设即有“补课”的目的。对此，叶圣陶有这样的记述：“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27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③文学自然也在补课之列，叶圣陶即言：“关于阅读方面，应该选读一两种‘古书’与‘文学名著’。‘古书’、‘文学名著’当然与‘固有文化’有关，为了‘增强其民族意识’，又得选读那些有关‘民族意识’的。”①三是多重目的，如朱自清等编写的《大学国文选目》即将其“编订要旨”定位为“了解、欣赏、修养”，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颁大学国文的教育目的还有“发表”②。朱自清认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而“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③而“欣赏”、“修养”等“文化训练”的主要途径就是文学教育。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20世纪后半叶，大学语文课开开停停，颇多曲折。1952年，我国照搬苏联模式搞院系调整，将一些综合性大学拆并成理、工、农、医、法、商等单科院校。这些院校强调自己的专业性，砍掉了“大学语文”，使其停开达20余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文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文化素质大都较差，有的理工科学生不会写实验报告，有的文科学生动辄写错别字。有鉴如此，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等前辈提出要给理工科学生补语文课，呼吁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大学语文课由此在一些大学陆续重开。尽管最初的出发点是“补课”，但后来的目标定得并不低，主要有四点：其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其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其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其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在其后的教学实践中，效果不尽如人意，加之教育部未将《大学语文》列入必修课的名录，得不到体制性的保障，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学校基本停开此课。这不只是大学语文课本身的问题（如课程定位、教材编写、教法运用等），更是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教育观导致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大学语文课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又陆续在一些大学的非中文专业得以恢复。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专门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函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要求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这是继1978年由匡亚明、苏步青等倡议开设《大学语文》课后，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又一次强调在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其要旨在加强大学阶段的语文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当下，人们对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目标定位并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补课”，认为现今大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功太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补语文课；其二是“美育”，认为现今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取向在消费文化的“矮化”下，普遍呈现世俗化、粗鄙化的趋势，需要通过文学经典教育来加以“弥补”和“提升”；其三是“提神”，认为现今大学生不仅语文差，而且人文精神十分欠缺，因此，大学语文教育要给学生提提神，强化人文精神。不论是关注语文技能、文学教育还是公民教育，就目前的大学实际情况来看，这三种目标都有现实针对性，都是需要的，不能只讲“补课”，把大学语文上成“高四语文”；不能只讲“美育”，把大学语文上成“大学文学”；也不能只讲“提神”，把大学语文泛化成“大学人文”。兼顾“工具性”、“审美性”和“人文性”虽然有可能让大学语文再次陷入“课程定位不清楚”的尴尬境地，但偏废不得。我认为，如果大学语文课能定为必修课，有高水平的《大学语文》教材，有较稳定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有好的教学方法，就能做到“鱼”和“熊掌”兼得。不过，这样的好事自然是很难得的。
目前，全国大学语文教学表面繁荣，而其实则令人堪忧。一是大学语文地位低，尽管各高校逐渐开设大学语文课，但长期以来被边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不清楚，不同的学校甚至是同一学校不同教师之间都还是各敲的各的锣各唱各的调；三是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对任课教师的业务水准要求偏低，什么人都可以被安排上大学语文；四是教材建设方面弊端甚多，特别是“商业意识”的介入给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当前的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种类甚多。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登记的公开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达1402种，目前用于实际教学的有400种左右。2006年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即提出，大学语文“教材良莠不齐，有的教材存在偏离和失却大学语文本色的状况，这不利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会议认为迫切需要整合和规范教材。引导学生通过读一部书来读万卷书。教材中应包含能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内容。”①我也曾在一次回答记者的访谈时提到：“倘若说过去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着缺憾的话，那么，大学语文教育也同样存在着缺憾，这是我在近几年参加主编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以及20年来参加和主编大学语文教材的深切体会。我认为母语教材的改革己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②大学语文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才是最好的？这当然是个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问题。我和《新编大学语文》的编写者们为此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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