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德里达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作者：孙洪建 王叶娜
一、德里达术语简介
1、“在场的形而上学”
德里达把西方传统的哲学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宣布他的解构理论，意在颠覆这个目光一直盯在“一个中心、一个本原、一种绝对真理”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创造了一些新词，或者说他把一些就此赋予了新的含义，一种解构主义的含义。这些新词和被新用的旧词，即是典型的德里达术语。
2、去“逻格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其中德里达明确宣布，“文字学”是解构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他的目标是颠覆以“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解读传统。他后来的很多著作也大多围绕这一线索而论。德里达的“文字学”是一门关于“字符”的科学，既不考虑语言或文字系统，只针对文字和书写符号的形状加以研究。德里达对文字的偏爱是针对传统偏重口语即言语而压制书写及文字的现象而提出的。这种传统长期以来压抑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构建，被德里达称为“逻格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的当务之急就是肃清言语加在文字上的阴影,即去“逻格斯中心主义”。这是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的第一步。
3、“异延”
德里达发明的新词中最有名的就是“异延”。法语中这个词与差异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即a 和e 的差别。德里达解释说，“差异”之空间上的差别，无法表达意义在时间过程中一环一环的向后延伸，所以他要改写“差异”为“异延”。德里达用“异延”代替了“罗格斯”，也代替了“在场的形而上学”。
但异延的含义中有着不可言说的意义。德里达也断言过，“异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异延”、增补、药、处女膜、踪迹等都不存在着单一而明确的意义，他们只是摇晃于各种可能之间，包含着不调和的冲突，包含着杂乱无章的异质性，包含着纷乱、碎片、歧义；药既是毒药又可能是良药；处女膜既可能是已婚，也可能涉及处女；它们位于临界点，这是些骑墙式的双关语。德里达却一直迷恋这些不确定的边界线，两可性，由此德里达明确的拒绝了任何定型的主旨，这些概念（反概念），清除了任何附着于上面的主题学幻想。
德里达的这些新词，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更确切地可称之为反词、反概念，都具有“无”的特征，都具有“缺席性”、不稳定性、实践性和流动性，这一切都是对传统在场（在场的特征既是呈现、有、确定性、具体性和现时性）的毁灭性扰乱。
二、德里达与中国文学
德里达是一位让世界为之折服的大师级人物，其影响弥盖全世界，而对中国的影响自然也不小，自从1986年中国学者开始将这种思潮介绍到国内，到今天已经已有近二十年多的历史，其理论为中国本土语境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国内对德里达文学批评的思想已慢慢的接受，并运用其理论建立造自己的文学批评主题及方法，文艺界也尝试把其解构理论有效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中去。
许多学者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德里达文学批评中的“解构”式的思维，去逻格斯中心主义，在“语言”的层面上抓住“延异”的实质，寻找批评家和作家的“在场”，从而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在“多元共生”中，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经验”的文学理论,也显示了不可或缺的意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 “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思想内质主要源于“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文学批评界把“解构”作为一种文本策略和阅读技巧，如方克强的《叙事态势：建构与解构——评李其纲的中篇近作》、张京媛的《解构与神话——评王安忆的〈弟兄们〉》、王富仁的《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的批评》、李以建的《叶兆言叙事态势：建构与解构——评李其纲的中篇近作》、张向东的《阐释与解构——先锋文本的文体启示》等等，这对于文学界以及作家的创作上指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金衡山在《〈丰乳肥臀〉的解构主义解读》中这样写道，“解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啻是一种文化批判的武器,或多或少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的一元论思考方式的动力,同时亦迎合了当代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打破中心、众声喧哗的新时期的需要。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一些敏感的作家于是试图重新考虑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上。莫言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探索各种写作可能性的作家,莫言不可能不受到解构思想的影响,并且把这种思想吸收同化到他的作品中,形成他的写作策略。《丰》可以说是一部讲述家庭历史的小说。显然,通过讲述这个故事,莫言希望表述一段始自义和拳运动直到当前社会的百年中国现代史。因此,我们首先关注的便是作者如何写历史的问题。”
80年代许多作品，虽然其主题意念也具有某种对宏伟事物或形而上学的“解构”作用，如被称作"荒诞派"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但他们这些作品在语言的层面上还没有多少自觉的成分，对传统观念的嘲弄和瓦解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而不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但是，这些仅凭“身体”或“行为模式”的“解构”，对于把握德里达“文字学”的语言观还不够。我们必须回到被“遮蔽”的语言自身来，当然，对于我们而言，语言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而是中国的汉字。
90年代初期以王朔为代表《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等带有浓厚的“调侃”意味的“痞子小说”，包括以“身体写作”出名的“美女作家”、“下半身”诗群等，在他们的笔下，宏伟的历史体验和宏大叙事在“解构”的文本中被“消解”，历史存活于“延异”的历史之中。但正如有些评者指出的那样,那些“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感兴趣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历史这样一种“虚的空间”，也就是个体的“日常经验”在这个空间里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故事，往往偏离历史的真实性范畴。在这些“新历史小说中”，历史降低为第二位，起一种神秘的、不可确定的背景的作用，突出的是那些与这个背景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的虚构故事。由此，历史成为了一种他们可以把玩的东西，失去了“本真”的意义。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消解了历史，更主要的是颠覆或淡化了构成历史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倾向。
“先锋文学”不仅对传统的写作法则是一种颠覆，它对主流的思想意识和总体话语也是一种有力的解构。但是，经过这一系列解构，固有的一切关于人、历史和意义的结论都被改写，叙事的权力得以建立：叙事既可以解构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语言和叙事本身，就成了它所创造的新的价值主体。这种思想的过度发展，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式崇拜：语言游戏的成分越来越多，现实和思想的气息越来越少。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否定了文本的终极意义,开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使人们手上有了冲出形而上学的禁锢的武器,开拓了解读文本的新视野,解除了人们头脑中传统一元中心论,消解了人们的习惯思维定式,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新的角度去观察,并发现新的问题和意义。德里达的文学批评的影响本身，是和“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些文艺思潮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们的影响本身就是混杂的、“多元共生的”。与其同时，在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解构”气息，对于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日常生活的观念和思维的方式也同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文学的作用，又回到德里达这儿的“文学是一种建制”这样一个理论的终极指向上。
孙洪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助教；王叶娜，山东教育学院外语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