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孔子人才观的现代审思
作者：何露霞
虽然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才概念一向是人们对人之才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所谓的人才观，就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才的概念、思想、观点。如人才的标准，人才的培养，人才的使用等等。本文关注的人才观，主要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即人们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人之功能和素质结构的设计。因为人才观是人们从事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与依据，制约并调节着整个教育过程，是指导教育制度确立的主要思想基础。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人们的思想观念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才观亦是如此。人才观的时代性从教育的角度突出体现在对所期望造就的人在功能与素质结构要求方面的变化。但是人才观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反映文化深层结构的要素，是文化价值观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因此在时代的变迁中亦有其不变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儒家的教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时，如何变革、扬弃传统的人才观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孔子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以现代的视野对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人才观进行审思，将是不无启示的。
一、培养君子——孔子教育的人才观
君子一词，最初的涵义是指士大夫以上的当权贵族，是官长、官大人之意。西周后期，随着氏族贵族的衰落，君子为当权贵族称号的垄断性逐渐淡化，但它作为一种美称的语义特征仍保留下来。到了孔子这里，君子则成了才德出众代名词。是否是君子，其标准不是出身、血缘或地位，而是一个通过修身在道德上成为典范的优秀人才，于是君子常被用来指人才的总称。
孔子生活在春秋争霸的乱世，道德颓废，人欲恣肆导致“天下无道”，所以孔子的终极关怀是如何恢复和确立和谐的政治秩序，他认为“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是“知德者鲜矣”，要使社会稳定，上下有序，就要重建社会道德，其前提就是培养那种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才。具有如此素质的君子，其具体标准和特点是怎样的呢？
在孔子看来，君子首先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是“文者”而非“武者”。君子，作为道德的典范，作为“修己安人”之人，他所具备之才是“心力”而非“体力”。孔子早就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意思是说，称赞千里马，并不是赞美它的气力，而是赞美它的品德，体现了儒家以道德为本，尚德轻力的价值取向。在《论语》中随处可见的“崇德”、“尚德”、“弘德”等也表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谓的君子是一种道德型的人才，道德素质首先是衡量是否君子的一个标准。
那么君子又应当具有怎样的道德结构呢？在孔子那里，仁是一切精神的核心，君子作为道德典范亦可成为仁义之师，君子之德便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敬天知命的世界观。孔子十分强调人的有为、弘道，但也十分强调“人为”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即人应该在遵从适应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君子，就是具有这种敬天知命的世界观之人。敬天，就是对自然之道，宇宙规律有一种敬重，而知命就是自己力所不及的某种决定性力量持“知”的态度，理解的态度，也就是儒家的“有所为又有所不为”、“逆境亦不悲观”的乐观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畏天命”，这是君子的重要标准。中国人的达观忍耐也许都与这种人才的要求有关。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认为主体的终极关怀是大我，主体性的发扬就是小我对大我目标的自我实现，与群体主义道德和社会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入世”精神是儒家现世主义的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可称之为政治志向，是儒家传统读书人对社会“事事关心”的一种基本品格。
与人为善的待友准则：孔子认为，真正的爱人态度，应该是将心比心，将别人也视为同自己一样的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君子善与人相处，重协调合作，但又不盲目苟同，而是要做到“和而不同”，而且“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可以说君子是为己不重，为人不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自强不息的自我进取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君子对待自己的态度。法天行道，其追求永远不停止，因此，君子是“反求诸己”之人，见过能改，能做到“不二过”，而且言行一致，先行后言，甚至以行代言，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自强，一方表现在“君子无所争”，即与万事无争，与人无争，尤不争利欲，“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强而不争”、“周而不比”；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其意志的果断性、坚持性、自制性，在名与利之间，“君子去仁”“恶于成名”。在生与死之间，若生命与道德发生冲突，君子则“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这些都是君子的重要标志。
《论语》里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质，就是道德品质，其内容是仁义道德，所谓文，便是与知识、礼乐技能相关的知识文化修养与风度，因此在道德标准之外，孔子把学识作为衡量君子的又一标准。他认为智（或知）是君子必备的素质之一，因为“未知（智），焉得仁？”《论语》而知的首要标志就是好学乐知。他认为，一个人才应注意“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学而不及，犹恐失之”，进而通过好学的途径达到博学的境界。他深刻地指出“好学近乎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但是君子之知，仍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知识，主要是知天道、知命、知人，使人知己、自知等等。知即为不惑，明达通理，对于一切善恶、是非、利害有分析判断能力，并处事得宜，不为复杂的事物迷惑。同时，“文”不仅仅指博学有知识，亦指包括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的文化教养与风度。“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色思温，貌思恭”等都属于“文”的范畴。所以“知书达理”常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重要标志。
总之，孔子对君子型人才的设定，决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的特点，即伦理性、政治性的教育。君子型人才观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孔子人才观对中国传统教育人才观的影响
“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君子的目标是成为可以“修齐治平”的统治人才，“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的一个理想。而使之从理想成为现实的，是体现了儒家人才观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客观化的标准“学”来选拔人才，以“学”为准，而不是以出身门第、财富等其他标准。能否被授官要视其能否通过考试，能否及第，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一经考取就无可争议地进入统治阶级。虽然实际上大多数下层民众由于无法受教育而不可能享受应试权利，但不可否认，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它否定了贵族统治，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国家机器保持着相对的活力与效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