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及其悲剧意义
作者：徐 琳
当我们巡视世界艺术的画廊时，会发现有许多不朽的人物典型是属于戏剧的。哈姆雷特、罗密欧、朱丽叶、夏洛克、阿巴贡、达尔丢失、娜拉以及中国戏剧中的窦娥、红娘、杜十娘、陈世美等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形象都出自戏剧家之手。这说明戏剧家和小说家一样，都把塑造人物形象看作是艺术追求的目标和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因为不朽的作品总是同不朽的典型紧密相连的。很难设想没有达尔丢失会有一部《伪君子》，同样，《悭吝人》之所以著名，正因为有了一个阿巴贡。判断一部戏剧作品是否成功或一个戏剧家的成就高低，最终要取决于人物，因为“人物是一切好戏的根源”，单靠情节的曲折离奇，虽然也能风行一时，但“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这不仅被无数戏剧史的事实所证明，也被曹禺的创作实践所证明。曹禺的戏剧大都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但都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他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的戏剧创作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他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人”。他说：“我看戏，读书文艺作品，我所注重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他的戏是靠真实生动、鲜明活脱的人物形象征服读者和观众。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他完成了不同类型，不同性格，广泛而众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绩斐然。在他的笔下，地方官、资本家、官僚、小职员、交际花、医生、学者、工人、农民、学生、茶役、妓女、流氓等各式人物；专横、自私、卑劣、虚伪、逢迎、倔强、嫉妒、善良、天真、柔弱、放荡等各种性格，无不以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风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他所塑造的蘩漪、陈白露、愫方、周朴园等形象与矛盾、巴金、老舍这些艺术巨匠笔下的吴荪甫、觉新、祥子、虎妞等形象一样，光彩照人，各具风韵，且更值得称道。下面我们来探讨曹禺《日出》中的女性陈白露的形象。
二
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日出》比《雷雨》有了明显的进展。它从带有社会的“社会悲剧”，进到反映社会两极的“社会悲剧”，题材扩大了，反映社会的广度扩大了。它所选择的已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纷争，而是中国都市生活的面貌。《雷雨》中出现的血缘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大鱼吃小鱼阶层之间的生死搏斗，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如果说《雷雨》对旧家庭、旧社会的罪恶批评还只是旁敲侧击的话，那么《日出》则是对腐败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正面抨击，深刻揭示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罪恶的实质。如果说《雷雨》对旧制度只是愤怒不满的话，那《日出》对旧社会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不惜以“予及汝偕亡的精神，与旧制度同归于尽。作者的这一创造态度使《日出》的战斗性、现实性也明显加强。而《日出》的女主人公陈白露则有了不同于《雷雨》中的蘩漪、《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的意义。
尽管作家说“在《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但是陈白露的形象仍然是全局的中心。
从《雷雨》到《日出》，已经显示出曹禺是一个特别关心妇女生活命运和地位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洗礼的知识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突出位置，这种情形不是偶然的，这不但因为他亲眼看见过多少蘩漪和陈白露式的妇女，也是因为这些“解放”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在当时社会中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鲁迅就曾经深刻地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课题，并在小说《伤逝》中通过子君的形象探索了这些愤怒的悲剧命运和道路的问题。从蘩漪到陈白露的形象，似乎是作家一个深入探索知识女性命运的过程。如果说，蘩漪是一个在封建买办的家庭中，被逼成乖戾、逼成疯狂，使一个渴望自由的妇女陷入悲剧，那么陈白露则是走进社会，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逼迫和毒害下坠入悲剧的深渊。当作家把陈白露放到社会中探索她的悲剧命运时，就较之蘩漪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更加深刻更加广大了。
陈白露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因素，各个侧面，有机地连在一起，使他的性格呈现着丰富的内容。这是多么矛盾的性格啊！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于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是，她的确厌倦了那“发疯了的生活”，嘴角上总挂着嘲讽，她聪明但又糊涂；她骄傲自负但又软弱，有时看来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有时做起事来又格外认真。她虽然陷入了“生活的桎梏”，但仍然眷念着青春，心中仍有不熄的诗情……她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这种复杂的性格是搅得人眼花缭乱，有人干脆骂她是“灵魂完全堕落的交际花”，也有人说她是“折断了翅膀的鹰”，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根据。但我们认为，她是“美丽的堕落”、“堕落的美丽”，她的复杂性格的形成是因为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同时也有它形成的过程。
陈白露，过去叫竹均。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从小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并且有着一个女孩子的纯洁的心灵。她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那时纯真而清高的性格。她聪明、爱美、骄傲、任性。她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还当过社交的明星，当过几个慈善机关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她的美丽、聪明、才能都给了她以自信。突然，她的父亲死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个挫折，无疑在她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阶段。如她说的：“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的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了不死。”这样单枪匹马地一个人闯出来了，获得了成功，无疑使她自负，也使她相信了个人奋斗的力量。恰好在这里，使她产生了误解。当她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时，实际上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丽和聪明。因此，在她的骄傲中，她有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她有一句格言：“我喜欢春天，我喜欢青年，我喜欢我自己”这三者结合起来，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自我陶醉的诗。她崇拜她自己了，这里正潜伏着悲剧的危机。
尽管她在影坛上在舞场上曾经风流一时，但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的幻想。她在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位意中的情人。她同诗人结合了，不久她又与诗人分手了。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同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爱情观有着分歧。在陈白露看来，“她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她对婚后生活觉得“渐渐不新鲜了”，“结婚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妒忌，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为什么陈白露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因为她追求的就是一种“盲目的爱情”。是她爱情的幻想破灭造成了他们的分离，这与子君是不同的。所以陈白露的悲剧具有精神悲剧的特点。
但是，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生活道路是严峻的。她既然没有同诗人去走追求希望的道路，她自以为凭她的聪明美丽还能“闯”出路来。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我们在看到她时，她已经不是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了。就其出身、教育、性格和追求来说，她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但是实际上她又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造成她性格复杂性的现实根据。一但在这条路走下去，她就会越陷越深。成为她“习惯的桎梏”，同时也就使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内心的痛苦之中。
在方达生没来之前，她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盖她内心的痛苦，“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在热闹中解脱寂寞，在享乐中消磨时光。方达生到来，对陈白露来说，是她陷入堕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激起她内心的激荡，使她的精神矛盾突出起来，加剧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他对这个竹均时代的情人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娇态和柔情。她对霜、对春天的赞美，显现着竹均时代的稚气和天真，这是在特定条件下激起的一时的诗意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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