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９０年代女性写作中的“西方男人”
作者：杨定明
文本一：《我爱比尔》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与大部分带有明显私人化写作风格的女性作家有所区别。不管是从作品风格还是从写作姿态来说，王安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女性写作”意识。但《我爱比尔》仍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从八十年代走出来，传统创作理念更深的一代女作家在处理性爱一类题材方面的态度和方式。
《我爱比尔》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阿三的女孩。她爱上了叫比尔的年轻美国外交官，并且因此而从大学艺术系退了学。比尔走后她又邂逅了法国人马丁，依然是一段快乐但无望的爱情。后来又有一连串的外国人出现在阿三的生活中。最后一个是冒失的美国青年艾可，因为他的纠缠，阿三被闻声而来的警察送进了劳改队。
比尔“牛仔裤，条纹衬衣，栗色的头发，喜盈盈的眼睛，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青年形象。”①而继比尔而来的马丁“同样是蓝色的眼睛，却也不尽相同。比尔是碧蓝的，是那类典型的蓝眼睛，像诗里写的那样；马丁却是极浅淡的蓝色，几近透明。两人都是高大健壮的，但比尔匀称，似乎身体的各部位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而使其发育完美，比例合格；马丁则像是一棵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树，歪歪扭扭，却很有力量。比尔自然更为英俊漂亮，像个好莱坞的明星；马丁却更接近天籁，更为本质。”②尽管如此，这两个西方男人都符合中国人眼中典型的西方人形象，及与其相联系的两个特征：物质与身体的特殊经验。而他们眼中的阿三，却像是浓缩了中国文化的阴性特征：娇小、柔韧、缠绵、神秘。对于他们来说，和阿三的做爱也像是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所以，阿三和比尔情调布置和意境营造的注意甚至超过了性爱本身。她自己也知道，离开她所布置的“中国氛围”，到了明亮宽敞的旅馆，她就失去自己的优势了。
但关键在于，比尔也好，马丁也好，他们只需要一种新鲜的文化体验，在旅途中的一场异地情感邂逅，而并非爱情。但阿三的需要却不是如此。她的爱是付出自己的，也是渴望长久、稳定的。所以在《我爱比尔》中，阿三与比尔（或者后来与马丁或比利时人）并非平等意义上的两性关系。阿三从任何一个她施与爱的男人身上都得不到爱，而爱的空虚只能用性来填充，从而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在阿三的故事里，关于性和欲望的身体语言都是在一种柔和、隐秘、平淡的情调中叙述。叙述的背后，有一个洞悉一切的、悲天悯人的叙事者在操纵、解释着阿三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及其可能性后果。在这位叙事者的眼中，西方男人（比尔，马丁）与中国女人（阿三）形成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不平等关系。首先，就情欲本身来说，他们是有欲无爱的，而阿三付出的是全部。其次，他们眼中的阿三，只是异域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和他们平等的女人。所以，他们对阿三的态度正如他们对弱势文化的态度：好奇，但并非平等如己。所以，这种男女关系中更有一种“施暴——受虐”的文化隐喻。
《我爱比尔》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王安忆一如既往的叙事风格：细致、淡然，平和，但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中都嵌入了背后叙事者的难以觉察的评论态度。最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最后一段：阿三手里握着一个鸡的处女蛋哭了。③她的“哭”，是一种终于的警醒和懊悔。而在这里，作者的意图和立场也就不言于表了。但是否仅仅有了“懊悔”，就可以促使阿三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并明白自己可悲的弱势？而文中所流露的轻微的无处不在的道德谴责似乎意在加强这种“悔悟”的力量。但“悔悟”本身并非反抗的方法，而且由于叙事者的过多介入，导致文本有时似乎不是以阿三的身体行为方式而是以作者的理性思考推测作为叙事的推动力，其中所隐含的道德说教意图就更明显。但“评价”和“说教”并不重要，而在于以细致微妙的女性心理意识的发展来展示“施虐——受虐”的过程，从而剥离出“他者”的男权和强势文化形象。而这一点，正是文本所缺乏的。
文本二：《上海宝贝》
《上海宝贝》是一个爱与欲望的故事。
卫慧用狂乱眩晕的物性语言描写了一个叫马克的德国男人：高个子、三粒扣子的古董西服、CK牌香水味、干燥而温暖的汗毛、镶蓝宝石的铂金戒指……④这个男人基本上属于典型的“西方男人”模式：“性”与“物”的符号象征。此外还有一个叫天天的男孩。苍白、瘦削，爱画画，有自闭症。女主人公COCO和天天一起住在充满音乐、咖啡味、烟雾的公寓里，天天是她的爱人，她却是马克的情人。
COCO爱着天天，这个仿佛生活在玻璃瓶中的女孩，却不能抵挡马克给她带来的性诱惑。快感和负罪感是成正比的，而COCO的灵魂与身体也在快乐与罪恶的包围中更神经质地分裂。她从“sex partner”马克那里得到史无前例的性高潮，却也将自己和爱人推往痛苦的深渊，无助的男孩最终选择了吸毒来麻醉自己并死在所爱的女孩身旁。
《上海宝贝》最挑战世俗生活经验和主流文化逻辑的地方在于那些充斥全文、肆无忌惮的性描写。从表面上看，COCO和马克的性关系似乎是“各取所需”，两人都沉醉于疯狂性交所带来的身体快感中，而且形成了默契甚至相互依恋的“sex partner”关系。而且双方似乎也不存在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那种不平等的性关系：马克需要的是快感，COCO需要的也是快感，马克另有自己的幸福家庭——而COCO的爱始终都属于天天。而卫慧对于上海女人与德国男人性爱场面的毫不掩饰，甚至飞扬跋扈的描写似乎也阐明了她的性爱态度：爱与性是可以分开的，正如上床和睡觉可以是两回事。
如果将《上海宝贝》中男女两性关系（上海女人与西方男人）放置于女权主义的分析角度来看，确实有一种超前的意义：女人不再是两性关系的牺牲品，也不再以身体的牺牲来换取爱的施舍，女人对身体快乐的要求是和男性平等的。而且当性关系的“他者”是白种男人时，甚至还获得了一种文化的双重反抗意义：既是反男性强权的，又是反西方强势文化的。但关键在于，这种“性态度”的获得并非出于女性内心自觉要求而是源于女主人公生性对于迷乱和物性的爱好和沉醉——而对于《上海宝贝》里大量混乱低迷、灵肉分离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许多人不敢持苟同态度。更重要的是，虽然《上海宝贝》张扬着一种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所难以理解的性态度，但这种性态度仍是凌乱不堪而且缺乏个人生活理念作为支撑的。COCO（或者说是卫慧）以身体为语言在欲望的纸张上行走，却也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来自灵魂内部的紧张，灵与肉，爱与欲分离导致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虚空。这样的紧张，自然还是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环境相联系，而西方人则不一定能理解。
耐人寻味的是，到此为止，以《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为代表的当代女性写作文本中的西方男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典型模式：即性（身体）与金钱（物质生活）的象征符号。不同的只是文本中女人与他们的关系形式。所以，西方男人的“他者”形象是单面体的，并没有获得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特征，而仍然是一个文化符号。从对这一“符号”的解读中，我们往往也可以窥视到90年代后的中国投射在文学镜像中的“西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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