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向延平
在“十七年”小说里还有一种女性形象，表面上看起来她们十分先进，但事实上她们的所作所为却显得十分落后，如欧阳山《一代风流》里的陈文娣、陈文婕和陈文婷等人。这类女性在“五四”作家笔下，一般是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但在“十七年”的小说里，她们往往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些“新女性”之所以“伪”，其实是相对于工人和农民阶级出身如本作里的区桃、胡柳等人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她们把个性解放作为她们人生的目标；二是她们对爱情不专一。显然，这是这一时代和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的产物。因为“话语讲述的年代”要求女性人物以社会的解放和进步作为她们生活的目标，而优秀的女性在爱情上必须是忠贞的，就像她们必须忠于党和国家一样。如果在五四时期，她们的人生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她们对待爱情的不专也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莎菲这样的女性形象。然而时过境迁，她们未能跟随时代的进步一起进步，她们还生活在二三十年代，所以她们成了被历史所遗忘与抛弃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的伪新女性。
3、道德败坏分子
与前二种女性形象不同，在本时期的小说里还存在着一种受到作者强烈批判的女性人物，这就是道德败坏分子。管桦《辛俊地》里的徐桂香就被描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因为她不像传统的中国女人只会等待男性的追求而是会主动追求男人，她还会用眼泪作为手段，把男人的理智迷惑淹没。最后，她竟然出卖了她的情人。《林海雪原》里的女匪首蝴蝶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极其丑陋，且十分淫荡。她不断与不同的男性鬼混，当了土匪后，她又成了许大马棒父子共同的姘妇，许大马棒死后，她又成了郑三炮的姘头，被郑三炮抛弃后，她更加变本加厉：“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其道德之败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蝴蝶迷是个集丑陋与淫荡于一身的反面女性形象。当然，丑陋与淫荡到了这样极端的程度，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的道德化诉求——她代表了土匪这一群体的恶。再如《创业史》里的李翠娥和三妹子，《苦菜花》里的淑花和玉珍，《归家》里的李端女人，都是这类女性的代表。
以上，我们对十七年小说里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粗略的探讨。考察这些女性之所以成为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原因是很有意味的。
一是生产上的先进与落后。在十七年的时代语境里，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建设，因此人物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主义生产显然就成为对其进行道德评判非常重要的标准。生产劳动上先进者就是人格上的先进者，生产劳动上的落后者一定就是人格上的落后者，二者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小腿疼”与“吃不饱”，二人之所以会被刻画成落后者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们对社会主义劳动的逃避。二是政治上的善与恶。十七年是个政治敏感的年代，政治上的选择往往就成为区别敌我最重要的标志。拥护现有政治者是好的，反对现有政治者自然就成为恶的代表。三是道德上的美与丑。具体到女性，这方面又更多指向性道德，如何对待两性关系成了其中重要指标。对男性忠诚的女人往往就是美的，对爱情不专一的女性当然就是丑的。徐桂香、蝴蝶迷就是由于在性道德上的不当取向而被描写成了坏女人。四是社会伦理上的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十七年，一个人如果只想着如何满足个人利益，这个人一定就不是好人，如陈氏三姐妹。反过来，大公无私的人自然就成了好女人，比如李双双。
可以看出，十七年小说对于女性形象道德的定位完全受到十七年社会生活政治化与文学创作“政治标准第一”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些女性形象是单向度的，未能写出复杂的人性。好与坏，美与丑，女性自身并没有发言权，她们在整体上处于失语的境地。
注释: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0-211页。
[2]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向延平，女，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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