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王安忆“三恋”小说中女性问题的探索

作者:徐 徐




  八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女性作家群体是一道令人无法忽略的亮丽风景线,而来自上海的王安忆是她们中一个极为出色的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受到社会经济剧烈动荡的影响,同时,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也令作家们找寻到了更多的创作灵感。新的问题、新的理念、新的题材、新的体裁,无一不让创作者们找到了兴奋点。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85年,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这一年,小说探索创新势头更猛。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各门各派的评论者们不约而同地用“探索”一词表示自己观望与期待的态度。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当时人们的心情,对于新生事物,我们总是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也正是在一九八五年及其后几年间,王安忆创作出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⑴,人们将这三部作品合称为“三恋”。尽管后来有评论家认为《小城之恋》不应该归入这一系列,但从总体的角度来看,这三部小说在创作思路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而且主题大致相同,因此本文仍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1985年之际王安忆曾说:“从此我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小说是和我的人生贴切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⑵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要表现女性的真实生活,与其刻意去营造一些陌生化的故事,不如将视线落在自己的生活上,从生活中找寻素材。金元浦在谈到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说:“……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⑶“小型叙事”使文学创作有了多种多样的可能,人们得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自己熟悉的领域,获取更丰富的创作素材。“三恋”展现的是普通女性的情感世界,普通人的情感体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却是我们考察女性问题的最佳切入点。《荒山之恋》中,原本高傲的“金谷巷女孩”在内向自卑的“大提琴手”的身上找寻到了真正的爱情,刻骨铭心,却也肝肠寸断,既然这份爱天地不容,那么就双双殉情吧,作者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这样巨大的勇气,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冲击,这恐怕是作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锦绣谷之恋》中,爱情来得含蓄、朦胧,隐隐约约,若有若无,没有轰轰烈烈,最后生活还是没有改变,依旧按照原来既定的轨道运行着,短暂的激情过后,只留下淡淡的回忆,让人在适当的时候去怀念。而在《小城之恋》完成出版的时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两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稚气未脱,却陷入了欲望的泥沼当中无法自拔,在近乎自虐自残的疯狂发泄中,迅速消耗着自己青春的生命,而当一双儿女诞生之后,面对男孩的逃避,女孩的生活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平静,背负着此生无法平复的伤痕,一个人吞咽着自己酿的苦酒,继续着生活的道路。
  在三部作品中,《小城之恋》引起的争论是最多的。争论的焦点无一例外都集中在小说大篇幅的性描写中。王安忆没有吝啬自己的笔墨,对性爱进行了细腻传神的详尽描写,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这似乎从一个文学可能性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谈女性问题能不能谈性?性究竟该不该写?能不能这样赤裸裸的写?王安忆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⑷,而张抗抗也曾经指出:“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又否认性的怪圈。”⑸王安忆不是纯粹为性而写性的,小说写的是两个懵懵懂懂涉世未深的孩子的疯狂性爱,而其中女主人公的大胆令人咋舌。作品表现出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荒芜。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家,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传授她关于爱情、友情、生活、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她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心理生理需求,和男孩爆发了炽烈的激情……对于人物的行为,作者没有表现出褒贬之意,“他们并不懂得什么爱情,只知道互相是无法克制的需要。”这不是成熟的性爱,只是青春期懵懂少年的骚动而已。在刻写女性性渴求的时候,王安忆并不避讳写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快感与羞耻感的交融——那曾是传统文化中被视作淫荡与丑陋的存在,如今她要“赤裸裸地写”。在近乎疯狂的宣泄中,女人仿佛在用身体诉说着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承受的压迫以及巨大的创痛。作者把思索留给了读者,在人的本性中,性的本能是最原始的,这是一个人的“核心”。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不可遏止的欲望呢?又是什么使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的命运走向悲剧呢?很显然,在那个没有活力没有生气的年代,女性的理想与希望都湮没在缓慢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对自身命运只有蒙昧模糊的认识,最终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消耗殆尽。作者关注的并不单纯是性或爱,而是女性自身的全面发展。她敏感地意识到过分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女性带来的是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不为人们理解的性爱观之下掩盖的是女性对社会环境的迷惘、不解、乃至于反抗。虽然更多时候反抗与挣扎都被证明是徒劳,但社会要求变革与变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女性的需求——包括性的需求,也必定要被人们所重视。
  在谈及“三恋”,谈及王安忆对女性问题的探索,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女性文学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什么是女性文学?孙绍先在他的《女性主义文学》一书中解释到:“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问其作者性别如何都视为女性主义文学。”而伊丽莎白·詹威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作者认识到女性的生活道路与男子的不同,她们想调查这些不同之处。至少她们下意识地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她们,需要有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这个工作看来是值得做的。因为它解释了未知的领域,想要把这些领域和整个人类状况联系起来。”⑹女性文学的独特性决定了作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选择了女性话语——“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主流话语与男性话语是被等同起来的,在传统文学作品长篇累牍的建构过程中,女性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当作一种符号充当陪衬,不甘心成为附属品的女性作家自然要尝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心中的平等,没有差异的世界。
  在“三恋”中,我们看不到人物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她”。女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只能以“她”的形式出现,没有身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这一次,男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失却了自己倚仗的优势,成为叙事过程中一个作为代号的“他”。这种现代作家惯用的“第三人称叙述”使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这样的叙事视角也使得作家不至于在创作过程中走向女权主义的极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话语的尝试运用,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将另一个性别完全摈弃或消灭。“他”与“她”是平等的,在两个性别之间的战争中,互不相让,旗鼓相当,甚至大部分的时候,“她”是占上风的。“三恋”中的女性形象,毫无例外都有着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自己希望获得的一切,她们敢于大胆地去要,去争取,不再依赖于男人的怜悯与施舍。《荒山之恋》中,“她”从小就早熟,懂得男女之间游戏的规则,她知晓怎样保护住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知晓自己要怎样俘获男人的心,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找寻到了真爱,“……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她们奋不顾身,不惜牺牲。”最后“她”引领着怯懦的男人一同赴死,她无所畏惧,快乐并且幸福,心甘情愿地在另一个世界里成全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锦绣谷之恋》中的“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知识女性,她喜欢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激情,多一些色彩,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她遭遇了一场浪漫的邂逅,她享受着这样的“意外”,同时她也在思量着这份感情的价值。最后理性战胜了一切,生活回复了安宁祥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悬念。她选择了回归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向丈夫、向生活的妥协,她永远孜孜不倦地找寻着,期待着下一次激动人心的邂逅。《小城之恋》中的“她”曾经被女伴们讥笑为什么都不懂,但当她成为了母亲之后,“而事实上,经过情欲狂暴的洗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原本令她倍感耻辱的欲望,却无意结出了一双可爱的果实,陪伴苦命的她过完了下半生。她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目光,平平静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