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文学教育与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养成
作者：田景丰
所谓道德人格，就是指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道德人格的高低优劣，直接影响到人生的评价，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单凭着某种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要“闯荡天下”是行不通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事业失败，并非是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是因为“为人太差”，做人不行，也就是不具备当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人格。比如，不讲信义，不关心集体，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和“人格长成期”，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影响大学生道德人格养成的因素是多元的，比如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等。文学艺术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之良先生在某理工大学为学生演讲时说：“有同学老问我，读《红楼梦》有什么用？我答不出来，但我可以告诉你，不读唐诗宋词的人，文学素养特别差的人，他就脱不了俗。”[1]周先生所讲的俗，指的是庸俗、鄙俗，即市井气，这是当代社会道德标准模糊和追求实用、实惠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格塑造形成的负面影响。周先生关于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去“俗”的提议，对于理工科大学特别具有针对性。理工科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高中的理科生，他们的人文素质原本就营养不良，进入大学以后又埋头于对公式、定理的解读和潜心于机房、实验室里的求证，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忽略了人文素质的修养。
人文素质是道德人格养成的营养剂。文学艺术是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也是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最大载体。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审美判断能力，对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分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而且还以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去感染、净化读者的心灵，陶冶读者的情操，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例如，读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我们自然就会进入一种清新、宁静、安逸的自然境界，少一些浮燥和自我烦恼；读了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我们就会意识到知识分子应具有的洁身守士的独立人格，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读了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就会受到他磊落豪放的襟怀和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的感染；王之焕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给我们以人生的启示；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让人们懂得友情的珍贵；晏殊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以使我们领悟爱情的真谛；陆游的《示儿》使我们感受到了一颗企盼祖国统一的拳拳之心的激烈跳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文革”积怨，文坛笔墨官司沸沸扬扬，是巴金《随想录》中的一段自我解剖的独白化解了这些积怨，让人们学会了自省和宽容。
二
文学艺术还是各种艺术门类中最富思想性的艺术。这是因为文学家与其他艺术家相比，往往处于艺术家与社会家之间。伟大的作家常常把伟大而深邃的思想蕴寄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优秀的作家常常又是思想家，而伟大的作家不但是思想家，而且是时代的先驱和历史的巨人。莎士比亚、曹雪芹、鲁迅都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伏尔泰曾称赞莎士比亚，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歌德用诗的语言对莎士比亚做了这样的赞美：“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我读完了第一部，我就像是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目看到了光明。”[2]曹雪芹是在封建社会的所谓乾隆盛世时代就看到了它必然衰亡的归宿，对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旗手，他反封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是许多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所不可企及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曹雪芹、鲁迅那样，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基础的腐朽性作过如此全面而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们也对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了全面的否定。《红楼梦》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耸立的丰碑，鲁迅的文章、人品都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毛泽东曾经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3]
可见，广泛的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获得一般的人文素养，而且还可以摄取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以提高我们判断社会问题和辨别善美与丑恶的能力。这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人格的养成，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过，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洞察力。
文学艺术对于大学生人格养成的独特影响力，是由于文学教育不是通过灌输，而是通过审美方式来实现的。这与大学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相辅相成。“思政课”重在说理，以理服人。而文学不是凭据说理，是以情感人，是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心灵潜移默化地得到净化。这种净化，首先是感性层次的，为之动容，为之动情，然后渐渐上升到理性判断。例如，看了取材报告文学的电影《焦裕录》之后，你首先是被电影中的焦裕录事迹和精神所感动，发自内心地赞赏他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之后，当你的脑子里再溶入一些好人、好干部和与这些好人、好干部相对立的形象的时候，你就会进一步作深层次的思考，作出焦裕录式的好人、好干部为什么好，而那些与他们相对立的形象为什么不好的理性判断。判断的过程就是你选择的过程，也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过程。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分析音乐的教育作用时所说的那样：“受过这种良好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的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很正确的加以厌恶；但一看到美的东西，他自然会赞赏他们，很快乐的把他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的性格也变得高尚优美。”[4]
三
文学原本是中国文化宝库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一部分。文学素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备素质和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甚至军事家和科学家，大多都是赋有才情的诗人和文学家，文学修养是他们立生、入仕，齐家、治国最根本的文化素质。然而，这些年来，由于市场观念的影响和大学教育的实用主义，理工科大学生文学素质缺失现象已经十分令人忧虑。例如，某省一所工科院校在大一思想品德修养课程的试题中，出了一道简单的文学常识问答题：“《有的人》的作者是谁？这首诗是为谁而作？”结果不但答错的人数众多，而且错得极其荒唐。如有的答：作者是鲁迅，是为叛徒而作；有的答：作者是闻一多，是为抗日英雄而作；还有的答：作者是毛泽东，为刘得华而作。一个文学古国、文学大国的本科大学生，对文学的无知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理工科大学生作为受过本科教育的知识分子，理应具备与之相应的文学修养。这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要求，也是当今时代对大学教育的诉求。我们的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专家，更不是工匠。爱因斯坦说过，大学应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专家。他说：“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5]这就要求工科院校必须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文学素质、特别是中国文学素质的教育。因为中国文学不仅蕴含丰富的汉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和运用技巧，而且具有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基础、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民族性。倘若中国的大学生都不能较好地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也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那无疑会成为当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悲剧。
注释：
[1]周之良：《世纪之交话人才》。见《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第19页，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2]许海燕、端传妹：《莎士比亚》第16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集）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柏拉图：《理想国》（卷三），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5]《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第一卷，第55页，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田景丰，男，广西工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