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家庭中的政治
作者：李遇春
何玉茹的小说《扛锄头的女人》显然不属于浪漫主义的家的叙事，恰恰相反，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解构性，作者用精细深微的笔触，以冷静到残酷的客观叙述，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一个普通家庭中的政治魅影。这不仅拆解了关于家的所谓爱的神话，而且夸张一点说，作者是抵达了一种深层的家庭政治学。
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家庭政治学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在生活中，政治无处不在，正如权力无处不在一样。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政治。权力——政治不仅存在于宏大的社会结构中，它也匿藏在微观的家庭肌体里。在何玉茹的小说中，那个扛锄头的女人就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中，就置身在家庭的政治里。她遭到了来自丈夫和女儿的双重的权力挤压，虽然不是物质上的挤压，但那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挤压更加让她难以承受。更要命的是，这种权力的挤压来自于自己的仅有的两位亲人，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施暴仿佛视而不见，这种冷漠让她疑惑，让她心寒。小说正是以女人的第一人称展开她的质询式叙述的。由于女人有三种身份，所以小说中的叙述也就有了三种声音：作为妻子，女人的自述表现了男权的挤压；作为底层，女人的自述泄漏了来自家庭中“政权”的挤压；作为“局外人”，女人的自述流露了自己“人权”日益丧失的尴尬。
在家庭中，女人遭受的权力挤压首先来自于自己的丈夫。由于女人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而她的丈夫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如今已退休在家的中学教师，虽然丈夫在物质待遇上并没有歧视她，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作派还是深深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丈夫习惯于每天端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喝茶、看报纸，有时候还喜欢捏着假嗓子唱一曲青衣戏，这让文盲的妻子无法忍受。其实当年正是女人的农村劳作供养了丈夫上大学，如今虽然不离不弃，但丈夫对她的漠不关心其实就是一种软性的精神折磨，是另一种隐性的权力施虐方式。我们不难从女人的自述里分辨出这种隐含的性别的政治。它是家庭中男性对女性、丈夫对妻子的一种隐性权力挤压。
在家庭中，除了性别的政治，还有经济的政治。尽管丈夫和女儿并没有刻意在物质上歧视这个女人，但毫无疑问，丈夫2000多块的退休金，女儿每月1000多元的薪水还是给她施加了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要知道，她每个月只有300块钱的进项，一半是分发报纸的报酬，一半是村里给的养老金。这让她感到耻辱。她不仅在社会上是底层，在家庭中也是底层。尽管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但她还是体会到了那种底层的悲哀。在这个家里，虽然她是名义上的家庭主妇，但她却体会不到做主人的感觉。家里所有的空间似乎都被权力的刀锋所分割，在新房的装修和买家具上她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房子装修好了之后，轮到分配房间和使用空间时，她的话也是不被重视的。原本该公用的阳台似乎成了丈夫的“行宫”，丈夫的书房更是他作为家庭“王者”的“宫殿”，书柜书桌电脑之类她是无法染指的。就连女儿的房间也成了禁区，她作为母亲却轻易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在家庭的空间分配中，她是彻底的弱势者，她只能把心爱的锄头等农具搁放在自己的床底下，没有人会尊重她的选择。斯皮瓦克说，底层不能说话，这个扛锄头的女人是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苦闷了。她的苦闷中隐含了深层的家庭政治经济学。
如果仅止于此，那这篇小说还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文本的多义性恰在于作者构思的话语空间的深广。《扛锄头的女人》在骨子里又有现代主义叙述的精神意蕴。作者写出了女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人权”逐步被蚕食的尴尬和恐惧。她在家庭中仿佛一个“局外人”，她觉得自己的亲人变得越来越陌生，她和丈夫之间，和女儿之间都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精神障碍。仅有的三个亲人之间居然无法沟通，甚至还暗自猜忌，特别是女儿对自己的不信任和恶意的猜疑让她彻底丧失了沟通的信心。这个家让她心理紧张，她竟然有了羊陷入狼群的恐惧。她只想到自己的菜地里去劳动，那是唯一属于她自己的领地。菜地就是她的精神家园。那里没有人，但她感到和自然的交流更容易，而和人交流却很难，哪怕是和自己的亲人交流，也是同样的艰难。
这个扛着锄头“出家”的女人，是一个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的女人！
李遇春，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