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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与文学学习
作者：谢有顺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两百余篇，两百多万字，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全文转载。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研究。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我看来，要实现文艺复兴，首先要学习好文学，要对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文学教育。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正因为此，林语堂先生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前一段看凤凰卫视，学者蒋庆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思想路径上有问题，这里我暂时不作辨析。只是，我听下来，觉得要复兴儒学，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
二十世纪有一个大学者，叫钱穆，活了九十多岁，他的书我是很爱读的。钱穆先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先生把文学摆在第一位。很多人都知道，钱穆先生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张福贵或李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中国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西方人的孩子，很多都取摩西、彼得、约翰、保罗、玛利亚等，到处都是约翰，到处都是玛利亚，这一点都不希奇，因为他们取名时的参照，是《圣经》，是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是和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宗教可以参照，即便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经常要刻意回避这个背景，比如，信仰佛教的家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一灯、空相、本尘什么的，这样的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取那些文学意味浓厚的名字，比如李晴川、西门吹雪、唐不遇什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是参与到了中国人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缺了文学，就会少很多的风雅和味道。我跟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说，你们的作品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增加自己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修养。古代的书法家、画家，都不是单纯地只会写字或画画的，他们同时一定是文人，一定会作诗或写文章的。诗、书、画以前是一家的。没有诗文，只有书法和画，要真正地传世，我怕也是难的。孔子的言论现在我们还读得到，孔子的笔墨就看不到了；屈原的诗文，至今还在传唱，屈原的书法，我们是看不到了；即便是离现在近一些的，《红楼梦》至今流传，可短短两三百年，曹雪芹的手迹，我怕是很难找了。许多的时候，文学比任何文化形式都要永久。有个哲人说，诗比历史更永久。我相信。
中国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会出现漠视文化、轻贱文学、讽刺文人的现象，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表明人类还有做梦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七百四十二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千多年之后，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加缪在《鼠疫》一书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而“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由此可见，文学远没有死亡，它还在我们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今后甚至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不是空想，而是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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