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重读三部现代典妻题材的小说

作者：严　志

　　
　　三、题材相同，叙述中心不同，批判力度也不一样
　　
　　《赌徒吉顺》、《为奴隶的母亲》和《生人妻》这三部作品虽然出自不同的作家，但题材极为相似，都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农村典妻、卖妻这种陈腐野蛮而悲惨的陋习。“典妻”题材成为他们探讨人生、批判封建文化的实验场。
　　《赌徒吉顺》主要写赌徒吉顺为还赌债无情典妻。许杰是将“典妻”习俗叙述成封建宗法制下充满人生辛酸与凄楚的人间悲剧，将典妻行为的发出者丈夫作为作品的叙述的中心，丈夫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构成文本叙事的主要内容。吉顺妻只是悲剧命运的承受者、纯粹的受害者，而吉顺既是受害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与受益者，对其精神心理的剖析更能揭示封建制度与文化对大众的精神戕害，激起中国社会的警醒与觉悟，从而完成批判旧文化重建民族品格的宏大历史使命。许杰的《赌徒吉顺》完全以吉顺典妻前后的心理变化过程贯穿全文，展现了被粗俗的社会习俗和已经渗透到乡村的都市中的金钱崇拜意识给农民造成的性格畸变与人性扭曲。对嗜赌成性导致妻离子散的吉顺，许杰在嘲弄批判之时也寄予了同情之心，他没有铺陈被卖妻子身心的创痛，没有书写典妻中的性别歧视，反而用温暖的笔墨描绘原本少情缺爱的夫妻因为突然面对典妻的厄运，在瞬间消除了彼此间的隔膜，表现了连当事人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温情，表达了作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罗淑的《生人妻》则将“典妻”事件完成之后的妻子的精神与肉体的创痛作为叙述中心，写出“典妻”陋习的野蛮与残酷以及对女性身心的摧残。春宝娘撕心裂肺地抛下年幼的春宝来到地主家，寄人篱下，受尽侮辱，三年之后，又柔肠寸断离开儿子秋宝，回家之后春宝已经不认识她了，“典妻”不仅没有解脱一家人的生存困境，反而将春宝娘推进了永无止境的精神地狱。“卖草人的妻子”先是屈辱地被赶到猪圈去洗“晦气”，失手打碎杯碗，被胡大揪住发髻大骂为“铁扫把”，后又险些被胡大的弟弟强暴，惊慌中夺路而逃，黎明时分回到家中，丈夫却因为典妻而被保甲抓走。柔石、罗淑的小说以被典卖的妻子的悲惨遭遇暴露旧制度下民不聊生、家室难圆、母子离异的黑暗现实，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力，激起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恨之情，对不公平社会的改造之意。同时，这两部小说也增强了对社会政治批判的力度，突出描绘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强调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典妻悲剧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流露出对歧视、压榨女性的父权文化的批判，对剥夺女性人格尊严，视妻子为丈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物可以随意买卖的夫权制度加以抨击。“黄胖”在家中俨然一副封建暴君的面孔，对妻儿没有怜惜之情，曾将刚出生的女儿扔到沸水中烫死，卖妻的当晚竟然安然入睡，满口诗书礼易的秀才也只是看中春宝娘的传宗接代的能力。卖草人尽管夫妻恩情不断，可是丈夫还是有出卖妻子的权利，他与胡大持着相同的逻辑思维，把男性力量在社会上的无力归结为女性所致，将其斥之为“扫把”、“瘟丧”。最后，这两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怀，这在30年代的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时代召唤作家去关注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同时出现了这三部反映农村底层妇女的悲剧命运的作品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作家民族道义感、历史使命感和个人责任感的体现。通过这三部作品的解读，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处于社会最底层农村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以及三位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骆寒超 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许杰：《赌徒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闫顺玲：《异曲同工 交相辉映》，《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7月第4期。
　　[5]朱庆华：《论<奴隶的母亲>与<生人妻>的审美异趣》,《探索与争鸣》， 2004年第9期。
　　[6]胡赤兵：《“卖草的女人”——谈罗淑<生人妻>中的女主公》，《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严志，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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