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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创新性思维培养
作者：黄 萍 白晓玲
要摆脱古代文学的教育困境，只有转变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思维，教学方式，深化教学改革，要在古代文学的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首先就要在古代文学教学学科内部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人文素养提高的深层教育目的。下面就从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方面对怎样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进行探索和论述。
中国文学史反映的是文学的发展演变。陈詠红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中提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创新的历史，古代文学教师要充分利用文学史这一创新素材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笔者深以为然。
创新贯穿着文学发展的始终。从原始歌谣到早期的诗歌，从瑰丽奇异的楚辞到汉赋的洋洋大观，再到唐诗的卓绝，宋词的辉煌，之后话本、戏曲、小说的兴盛，这些中国独特的文学样式，都是前人不断地探索创新，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新的艰难过程。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我们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戏曲、话本这些丰富的文学形式，就没有灿烂的文学理论，没有精彩纷呈的作家风格，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坛将颓然逊色。例如，《离骚》之所以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离骚》绚丽夺目的比兴象征系统。屈原在继承《诗经》比兴手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神话、传说、史事、花草等，抒情叙事，进一步丰富了比兴手法，其以香草美人喻君臣的独特之举，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再如，词这一文学样式，从最初的艳科之词发展为豪放之词，造就了能够与唐代诗歌并立的另一座文学巅峰，同样离不开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创新拓展。前人的创新之路，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因此，教师在讲授文学史的时候，就应该在使学生整体把握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引导他们着重关注文学的创新活动，用前人的事迹感染教育他们，让他们领会创新精神及其意义，塑造学生的创新意识。
大凡有成就的文学家都具有创新意识，他们摒除僵化思维，创新求异，开一代文风之先，在取得文学成就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屈原熔中原忠君爱民的理性文化与巴楚崇巫敬神的感性文化于一炉，用多彩缤纷的比兴创造了奇文郁起的楚辞。虽然他的“美政”最终未能实现，但其人格精神却因为楚辞的流传而彪炳千秋。刘禹锡汲取民间竹枝词的养分，改革诗歌创作，另起文人竹枝词，成绩斐然，“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连苏东坡都赞其诗“奔轶绝尘、不可追也”。正是他的创新，使乡村俚谣变得雅俗共赏又不失独特风味，丰富了中华文学样式。苏轼更是打破词的创作束缚，以诗入词，抒人生豪情，壮志雄心，扩展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境。这一类的文人，在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屈原等人的创新，使他们创造了非凡的文学成就，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他们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人生富有意义。从这一点上，教师可以让学生明白：要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就要创新求异出成就，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自觉性。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批苦吟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的孟郊，“两句三年得”的贾岛，还有奇崛突起的鬼才李贺。他们呕心沥血，执著炼字，就为不蹈袭前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郊寒岛瘦，杜甫的“毫发无遗憾”，李贺的奇崛幽峭，这都是他们致力于创新的结果，在教学中，可由此告诫学生创新的艰难，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
文学史一般由在本领域研究有成的学者、专家编成，其观点说法，有些为一家之言，难免有失偏颇。再者，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文学研究一直在不断发展进步，理论观点上不断有所创新、考古的一些新发现，而早已编定的教材不可能包含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在讲授文学史时必须一改以前的照本宣科，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方式，将教材只作为一个学生研究学习的中介材料。尽信书则不如参考书，要教导学生以求变、求新的眼光对待教材，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见解，然后指导学生查找资料，小心求证，以课堂讨论等方式考察这些不同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引导学生把研究型学习，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求新、求异精神和实践、研究能力都能得到锻炼、培养。教师还应该利用自己在学科研究上的有利条件，向学生介绍学科前沿发现，包括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不仅可以使教学由书本引申到当下的学术研究，提出一些值得探讨商榷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创新思维，还可以让学生从中体悟当代学者的创新角度，创新方法，这对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如，在以政治为最高标准的一些较权威的文学史中，对汉魏六朝的诸如“玄言诗”、“骈文”等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但是这些诗文体的出现在当时乃至对后来作家作品的创作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教师就引导学生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的特性、文学发展的规律等方面，结合对这些作品的具体分析，联系六朝以后文学的发展概况和作家的创作实际，对这些诗、文体进行客观地分析、评价。有的学生从中国散文史的角度，谈到骈文这种以偶句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是与自由抒写的散文相对立而存在的，表现出形式、情调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它的出现是散文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它带给读者的不少美感，这是它主要的积极意义。后来它的僵化又给散文创作带去不少消极影响，所以就发生了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而倡导的古文运动。如东晋玄言诗，不少学生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结合文学史的发展、对作品的具体学习分析以及对新世纪新编辑出版的一些权威性文学史的认真通读，对其两点积极意义予以了充分的了解和肯定，认识到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如果就玄言诗论玄言诗，如果机械地接受一些所谓权威文学史的评价结论，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发展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在进行文学史教学时，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知人论世，做到主动与古人沟通，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如我们在介绍司马迁的生平经历与《史记》成书的有关内容时，不是平铺直叙、照本宣科地讲，而是重点抓住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发愤著书的经历，分析司马迁写作动机的调整，分析《史记》这部巨著丰富内涵、浓郁悲剧气氛的成因，具体理解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样学生对《史记》多方面的人文精神：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积极进取精神，忍辱含垢、历经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等有了深刻而具体的理解，同时还用比较的方法，强调了屈原、苏格拉底的悲剧反映了一种道德、人格的伟大与崇高，而司马迁的悲剧所展示的是一种意志的坚忍与刚强，是一种生命力的奋进不息。
总之，在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既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他们积极的创新精神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2007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70326。
黄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白晓玲，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馆员。